【环球时报记者 张妮】“首钢滑雪大跳台是冬奥赛场的建筑典范，堪比工业迪士尼乐园”。德国《明镜》周刊日前刊文称。作为全球首个在城市工业遗址设立的永久奥运场馆，被称为“雪飞天”的首钢滑雪大跳台赢得了广泛赞誉。而在张家口赛区，当看到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对面的长城时，美国运动员安娜·霍夫曼惊叹：太酷了！无论是优美流畅的“飞天飘带”，还是依山而卧的巨型“如意”，都在北京冬奥赛场演绎着中国式浪漫。“建筑通过空间，体育通过运动，把人联系在一起”，上述两座场馆的总设计、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冬奥火炬手张利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北京冬奥会场馆在设计之初就把传递中国文化列为主要课题，希望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智慧以大家都认同的方式传播出去”。

从绝望一下子变成喜悦

环球时报：您设计的两座冬奥场馆，如意、飞天的创意是如何诞生的？

张利：在一次讨论会上，我们团队把中国文化中的S型曲线列了100多个，包括祥云、圈椅扶手等，很多人都提到了如意。大家普遍认为，如意是熟悉中国文化的人都能认同的形象，就这样确定下来。首钢滑雪大跳台承载的项目单板大跳台，英文名是Big Air，意思是空中腾越，也可以把它意译成中文的飞天。而中国古代艺术在表现人体时，很少聚焦在肌肉、骨骼的解剖结构上，而是通过衣物特别是运动中衣物的痕迹来表达人体。所以，飞天的飘带和这个运动的特点非常符合，大家很快就确定了。

环球时报：将文化创意变成奥运场馆的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张利：“雪如意”如果按照自然比例连接成一个平滑的造型，顶部需要建一个直径约80米、面积约4000平方米、自重约3900吨的钢结构圆盘平台，也就是“如意柄首”，以前的场馆从未出现过。我就向国际雪联主管跳台滑雪的外国官员咨询这样设计行不行。结果，电话那边没有回应，我想可能完了。如果这个设计和竞赛有矛盾，创意就不能成立。大概过了20秒，那位官员在电话里说：我觉得没什么不行，这样的建筑空间是第一次尝试，可能还会对跳台滑雪的赛后利用提供一些参考。就这样，我从绝望一下子变成了喜悦。

在工程实施过程中，“雪如意”顶部的悬挑越高越好看，但越高顶部平台的重量就越重，越容易往下坠。我们就采取了在平台中间挖同心圆的办法，减轻重量，但很难解决稳定性的问题。后来北京冬奥组委两位建筑师出身的官员建议，可以试试不同心圆。一旦内部开孔往前移，重心就自然靠后，变得稳固，整体重量也降低了，问题得到了解决。

把“雪如意”转个朝向，就能看到长城了

环球时报：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融入现代建筑的意义何在？在您看来，东西方文化有什么本质区别？

张利：东西方的文化基因完全不一样。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有一个理念，就是当我们进入一个新环境，并不认为我们要征服环境，也不认为我们要被环境消灭，而是试图与环境形成一个新的整体。但西方始终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要么把环境看成客体，自己是新进入的主体；要么把环境当主体，把自己看成一个扰动者。所以，一些西方环境保护主义者认为，世界上最好没有人，地球就被拯救了。如果讲现代化，就是人定胜天，要把自然环境改成人文化。中国一直坚持统一和谐，寻找共生的新系统。从这个层面理解，我们在设计奥运场馆时，就要知道自己能力的边界在什么地方，怎样去做整体环境里的一个元素，而不去把所有东西都改变、征服。但在全球化进程中，不同文化之间越来越互相学习，而且出现了跨时代学习趋势，就是向不同文化的传统智慧学习。

环球时报：您的设计团队一共有多少人？在与国外人员合作的过程中是否发生过理念上的碰撞？

张利：这么大的建筑作品不可能是一个人完成的，我们整个团队有中外设计人员上百人。仅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参与的人数就超过200人，如果算上所有的设计人员就数不过来了，比如还有专门做灯具安装、山体勘测等工作的人员。中外理念的碰撞主要源自大家来自不同的专业背景和国家环境，考虑问题的角度不一样。比如首钢滑雪大跳台不仅要防风，还需要很高的防护网。国际雪联的一名外国官员曾提出，要把防护网也做成永久的。那会导致飘带的某一段宽十几米，是很笨重的形态，我们觉得肯定不行。当时我们就跟他产生了一定争论。我们认为，作为一个永久性建筑，并不只涉及两个星期比赛的问题，赛后大家还会每天看到它。所有首钢工人都告诉我，冷却塔旁需要一个轻盈的建筑，它是天际线的延伸。后来经过争论，那名外国官员接受了我们的建议。

“雪如意”的设计方案也经过了调整。最初，国际雪联的外国专家根据地形图计算出赛道在什么朝向土方量最小。这种计算是一个简单的最佳值。但后来我和国际雪联的一名官员到现场考察后发现，如果将赛道的朝向往北转20度，对面的整个山谷都会进入视角中，就能看到长城了，不仅运动员出发时会有好心情，赛后利用也会有很好的景观。我们俩就分头跟这位专家联系。他很快就同意了，他说，转一下方向虽然土方量大一点，但值得。

兼顾“超人”和“常人”任务

环球时报：北京冬奥场馆如何兼顾赛事及赛后利用？

张利：我们从场馆的设计之初就开始为赛后利用做准备，希望场馆既能举办冬奥会比赛，也能长期服务于民众生活。比如，首钢滑雪大跳台可以在48小时内完成向空中技巧场地的转换，这样的变换技术是全球首例。能做到这点得益于我们的公共治理体系。在西方，投资建设场馆和未来长期运营场馆的不是一拨人，他们的利益不一致。而在中国，建设和运营的责任主体至少是在一个大的团队系统里，可以实现将赛时的“超人”任务和赛后的“常人”任务结合在一起。另外，在建筑的后期利用方面，我还有一种专业上的好奇心。如果条件允许，我们希望请志愿者帮助收集更多观众对建筑的体验。虽然俗话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但人们对空间的审美还是有很多共性的。如果这种共性能被发掘和定义出来，我们就可以设计出更好的建筑为大家服务。

环球时报：中国的顶级建筑师跟国际顶级建筑师相比，有差距吗？

张利：可以把“顶级”俩字去了，就探讨建筑师吧。我觉得基于不同国情、不同技术条件等，中外建筑师解决同一问题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但价值取向基本一致。现在国际上不再追求那种奇怪的建筑，基本都是追求可持续、低碳足迹等要素。而讲到最新实例，很多时候世界还会把眼光往中国转一转，因为我们承载的新的解决方案更多。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场馆主要是外国建筑师设计的，而今天，北京冬奥会场馆出现了越来越多中国建筑师的身影。很多国外建筑师都非常羡慕我们。因为他们的很多理念只能限于讨论层面，而中国建筑师有机会真正把它呈现给世人，我们这代人要感谢时代给予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