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特稿】

乌克兰危机是欧洲2022年的关键词、主旋律，这一危机打断了欧洲的正常发展进程，也重挫其地缘政治雄心，面对这一“时代转折”性大事变，欧洲陷入重重困境，只有柳暗，难见花明。

1.经济困境前所未有

2022年本应是欧洲走出新冠疫情、迎来经济快速发展的一年，但乌克兰危机改变了一切。欧盟对俄罗斯实施了前所未有的全面制裁，俄则实施反制，导致欧洲能源和食品价格持续飙升，通胀率居高不下，民众面临日益严重的生活成本危机，经济发展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到2023年极可能陷入衰退。

第一，制造业开始萎缩。欧洲特别是德国几十年来与俄罗斯形成了特殊的能源伙伴关系，俄气是欧洲特别是德国工业“竞争力的基础”。完全排斥俄罗斯天然气，这对欧盟和欧洲国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结构性的变化。大量能源密集型企业永久性减产或倒闭，雪上加霜的是，美国能源价格低廉，只有欧洲的五分之一，而且由于资金相较欧盟更为充沛，能够提供更多的补贴，“通胀削减法案”补贴规模达3690亿美元，这是欧盟即便有心也无法企及的巨额资金，这对欧盟制造业形成强大的虹吸效应。2022年10月，欧元区制造业已经大幅下滑2%，未来情况可能更为严峻。

第二，欧元区进入逆差时代。2022年前三季度，欧元区贸易逆差为2666亿欧元，而2021年前三季度则是顺差1292亿欧元。2022年极可能是一个时代的开启，也就是说欧元区极可能面临长期贸易逆差的新局面。原因一是能源进口价格居高不下，二是失去俄罗斯市场导致出口减少，三是因制造业竞争力下降出口减少，四是欧元贬值导致购买力下降。对于欧元这样一个没有中央政府支持的货币来说，贸易逆差意味着需要更多外部资金，也意味着更大的金融风险。

第三，德国经济下行的溢出效应。德国受乌克兰危机的短期及长期影响均十分突出，其经济已经开始失速，预计2023年将出现较大程度萎缩。德国经济出现问题，一是会影响到周边国家如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国，这些国家已经深度融入德国产业链，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二是会影响欧元区稳定，德国如果意大利化（经济停滞、债务攀升、政治不稳），也就意味着欧元区的终结。

第四，债务负担更为沉重。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欧洲国家债务占GDP比例已经有明显上升。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能源和食品价格飙升，欧洲国家出台了大规模的对民众和企业的补贴措施，仅德国一国就花费了近5000亿欧元；德国等国还宣布将大幅增加军费，这些措施所需资金大部分来自不可持续的债务。对意大利、西班牙、希腊和法国等重债国来说，其能源补贴资金相当于新增3~6个百分点的债务。

乌克兰危机进一步加剧了欧盟的经济困境，进一步压缩了欧盟的政策选择空间。其一，能源价格上涨理论上应推动欧盟加速经济向数字化和绿化转型，但反而导致倒退，如德国等国开始重新启用煤电，花费巨额资金修建液化天然气接收站从而固化对液化天然气的依赖等；其二，经济下行将降低欧盟对数字和绿色技术及其运用的投入，而这反过来又会拉低欧盟经济竞争力，形成恶性循环。其三，开放是欧洲经济的生命线，但经济下行刺激欧盟进一步走向保护主义，向内收缩，反而不利于经济发展。

2.战略自主更加遥远

在安全与防务领域，欧洲对美国的依赖更大。自2015年以来，美国在欧洲的驻军人数首次超过十万人。中东欧国家特别是波兰、波罗的海国家，对美国和北约更为倚重，要求美国在本国建立永久军事基地并增加驻军。北欧的中立国芬兰和瑞典向北约提出了加入申请。芬兰总理马琳公开声称，欧洲离不开美国。曾称北约“脑死亡”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也不得不承认，俄乌冲突让北约复活。

欧洲国家纷纷宣示将增加军费，德国设立了1000亿欧元的军事现代化基金，主要用于购买武器装备，还准备将每年军费占GDP比例提升至2%的水平，波兰准备提升到5%的水平，法国准备每年增加军费7.4%等等。欧洲国家增加的军费，大部分将流向美国而不是欧洲国家。德国1000亿欧元的军事现代化基金，首批支出是花费100亿欧元采购35架美国F-35战斗机。欧盟的多数成员国，仍将采购美国武器作为对美忠诚度的体现。这种趋势将进一步强化美国的军工业，美国军工业将进一步垄断欧洲市场，未来更可以借助欧洲国家资金扩大生产规模、提升研发水平，相对于欧洲军工业将拥有更大的竞争优势，这是一个欧盟难以改变的恶性循环。

在经济领域，俄乌冲突对欧洲经济的损害远远超过对美国经济的损害，加速改变欧美经济实力对比，欧盟对美国的依赖增大，像安全与防务领域一样，美欧在经济上也变成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也就是说，欧盟在经济领域曾长期保有的较大的战略自主能力，在未来可能会逐渐降低。

一是在能源上自主性的下降。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盟加速摆脱对俄能源依赖，转而大量采购液化天然气，其中的大部分是美国液化气。二是在市场选择上自主性的下降。欧盟已经基本失去俄罗斯市场，近来出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原因，对中欧贸易和投资关系设置了更多的障碍，谋求降低所谓对华“依赖”。与此同时，欧盟更为倚重美国市场。三是在金融领域自主性的下降。由于欧盟经济发展受阻、逆差扩大，欧元相对于美元将更为弱势，对美元的制衡作用也将趋于下降。

欧盟内部力量格局的变化也不利于战略自主建设。欧盟内的中东欧和北欧成员国传统上更为亲美，热情拥抱北约，对欧盟战略自主持怀疑甚至反对态度，担心触怒美国。由于地理上临近以及历史上的恩怨情仇，这些国家对俄罗斯更为敌视，是欧盟内的对俄强硬派，从目前来看，中东欧及北欧国家在欧盟内的声音明显增大，其政策主张，如亲美遏俄正成为欧盟内的主流。法德由于在对俄政策上“犯了错”，“道德合法性”下降，受到指责和批评，在欧盟内影响力相对下降。

当然，值得指出的是，当前欧盟内力量格局变化更多是指影响力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实际综合国力的变化，法德两国综合实力仍远超中东欧国家及北欧国家。但中东欧及北欧国家拥有数量上的优势，而且其对俄及对欧洲战略自主的立场进一步固化，对法德两国的疑虑也更深，从这方面来说，法德推动的战略自主努力也将更难得到中东欧、北欧及欧盟整体的支持。

3.法德轴心作用可能生变

从积极方面来说，乌克兰危机给欧洲一体化带来新动能，一是共同体意识增强。欧盟对俄罗斯连续出台了八轮制裁措施，包括经济制裁和外交制裁，维护了团结一致对外的局面。二是地缘政治意识增强。欧盟首次在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框架下向交战一方即乌克兰输送攻击性武器。三是共同行动的紧迫性上升。

俄乌冲突叠加世纪疫情的影响，欧盟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能源转型、供应链安全、生活成本危机、非法移民、极右翼势力上升、战争的风险、国际地位边缘化的风险等，任何一个成员国都很难单独应对，各国都认为更有必要在欧盟层面统一行动，比如联合采购天然气、联合采购军备、形成共同的产业政策以及共同的难民政策等。

但乌克兰危机在给欧洲一体化带来新动能的同时，也强化了欧盟内部业已存在的阻碍一体化发展的负面因素。

一是内部矛盾愈益突出。在南北矛盾方面，相对北方国家，南欧国家是债务危机、难民危机以及新冠疫情的更大受害者。乌克兰危机爆发带来的能源价格飙升再次沉重打击了南欧国家特别是意大利。由于南欧国家财政普遍捉襟见肘，无力拿出更多资金用于应对生活成本危机。而富裕的北方国家则可以花更多的资金来保护本国民众和企业。这将进一步加大德国等国与南欧国家经济的分化程度，自然也招致这些国家的怨恨。法国、意大利等国提出欧盟应该像疫情期间设立恢复基金一样，再次以共同发债的形式应对俄乌冲突的经济后果，但遭到德国、荷兰等国断然拒绝。在东西矛盾方面，欧盟内东、西部国家在对俄短期政策上虽达成了一致，但长期战略性目标存在较大差异。在价值观问题上，欧盟以波兰、匈牙利等国违反价值观为由，拒绝发放欧盟资金，加大了两国对西欧大国及欧盟机构的怨恨情绪。

二是领导力的缺失。欧洲一体化主要靠大国推动，法德作为最大的两个国家，传统上扮演了欧洲一体化的领导者角色，但乌克兰危机削弱了这一角色。两国道德权威和影响力下降，特别是对中东欧及北欧国家而言。既然两国过去的对俄政策是“错误的”，那么其任何有关欧盟政策的建议都可能引发中东欧及北欧国家本能的猜疑甚至反对。法德轴心作用可能生变。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法德两国在能源管道建设、能源补贴以及军事合作等领域分歧巨大，法德两国推迟了本应于11月召开的内阁联席会议，这对两国来说也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三是民粹主义的掣肘。俄乌冲突给欧盟带来的经济变化及生活成本危机将远甚于主权债务危机和难民危机的影响，经济问题必然会向社会和政治领域传导，2022年下半年以来，欧洲各种抗议示威此起彼伏，而且规模在扩大，破坏性在上升，而欧洲政治家对此无能为力。欧盟内部极端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乘机崛起，声势日趋高涨。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欧盟国家的选举已经显现了这一发展趋势。2022年5月的法国总统选举，极右翼的国民阵线领导人勒庞得票率创新高；6月议会选举，极右和极左政党所获议席大幅上升，执政党被迫组成少数政府。9月瑞典议会大选，极右翼的民主党成为议会第二大党，并参与执政。9月26日的意大利选举，产生了意大利历史上最右的一届政府，新任总理梅洛尼是有法西斯主义渊源的极右翼政党意大利兄弟党领导人。政治的极化、碎片化将加大欧盟成员国之间协调和妥协的难度，阻碍一体化的深化发展。

综上，在欧盟表面团结的背后，利益进一步分化，裂痕进一步扩大，凝聚力实际上不升反降，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一体化会有大的突破性进展。

欧盟诞生于冷战时期，其发展壮大促进了世界的多极化，也起到了平衡美国霸权的作用，乌克兰危机不仅打乱了其正常发展进程，也可能扼杀其成为世界一极的地缘政治梦想，这不利于世界的多极化、不利于遏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当然，这一切并非必然，如果欧盟能对俄乌冲突的教训进行正确的反思，能够团结一致，能以更为开放和包容的态度看世界，那欧盟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作者：张 健，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欧洲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