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29日凌晨4时20分，黄埔江上的日军第三舰队水上飞机母舰“能登吕号”（NOTORO）用吊车将带弹的战机放至水面起飞，轰炸上海闸北。经过上午至下午的三次轰炸，炸弹击中了攻击计划中的商务印书馆，火焰蔓延至所属东方图书馆，至次日下午，号称中国第一出版机构和亚洲第一图书馆连同其中珍藏的46万册古籍和30多万册中外图书化为断垣灰烬。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记忆中，这是自1860年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以来，中国遭受的又一次巨大的文化劫难。灰烬之中，有一部编纂中的书稿，这就是汪荣宝先生的学术名著《法言义疏》。

《法言义疏》

汪荣宝 撰 陈仲夫 点校

凤凰出版社

2021年10月

江苏文库·精华编 第74册

《法言》的作者是西汉大儒和文学家杨雄，他有着强烈的古典主义倾向。我的太老师胡小石先生（1888-1962）说他是模拟文学的倡始人，比如他的《太玄》拟《周易》，《法言》拟《论语》，《方言》拟《尔雅》，《反离骚》拟《离骚》，《猎赋》《长杨赋》拟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胡小石《中国文学讲稿》）。我的老师周勋初先生认为杨雄“以学问代替才情，以摹仿代替创造。”（周勋初《文史探微》）由于行文艰深，汉人就为他担忧。有一天大学者刘歆看了《太玄》和《法言》后，对杨雄说：“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不过杨雄确是一位好学深思，学问很大的人，他对这样的话笑而不应。等到东汉班固在《汉书》里给杨雄立传时已经说：“自雄之没至今四十余年，其《法言》大行。”（《汉书·杨雄传》）

杨雄自称《法言》“象《论语》”，但《法言》的文字却一点不像《论语》那么隽永生动，所以苏东坡说他“以艰深之词，文浅易之说”（《答谢民师书》）。不过司马光却对《法言》十分推崇，认为杨子“潜心求道之极致”，其文“简而奥”，“故难知。”（《法言集注序》）。于是司马光将当时尚存世的晋代李轨、唐代柳宗元、宋代宋咸、吴祕的四家注和无名氏《音义》汇集起来，加上自己的注解，编为《法言集注》。

《法言》的近现代知音是汪荣宝先生，他的《法言义疏》不仅是继司马光之后的又一《法言》注释，而且至今无人超越。黄侃先生（1886-1935）称赞道：“杨子之书历千载而得先生为之疏释，皦然如晦之见明。”（《法言义疏后序》）不过，《义疏》虽是他的“名山事业”，但他在中国近现代史的主要身影是著名的政治与外交人物。

汪荣宝先生字衮父，1878年出生于江苏吴县（苏州）的一个官宦和学术世家。大伯父凤池、父凤瀛，四叔凤梁皆官至知府，二伯父凤藻为光绪间出使日本大臣。先生是家中长子，叔伯兄弟当中，森宝（凤池长子）、乐宝（凤瀛次子）、杨宝（凤梁次子）都出仕于光、宣二朝；汪东（1890-1963，字旭初，原名东宝，凤瀛三子）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后师从章太炎，参加同盟会，1928年任国立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1949年后曾任江苏省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委员。

汪荣宝先生十六岁入江阴南菁书院读书，师从大儒黄以周，自云“幼承庭诰，粗解篇翰。周汉儒书，尤所耽慕。长游大师之门，私淑先贤之绪。”（《法言疏证叙录》）二十岁入选元和县拔贡生，次年朝考入兵部。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他就读南洋公学。1901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等处，研习历史及法政，其间参与创办《苏学会》杂志、参加拒俄运动。1904年仍回兵部并执教京师译学馆，讲授近代史。1911年但任协纂《宪法》大臣。民国初曾任临时参议院和国会众议院议员，协助袁世凯处理清廷逊位、南北议和等事务。1914年出任中华民国驻比利时公使。1915年回国担任《中华民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19年出任驻瑞士公使。自1922年至1931年，出任驻日本公使达十年之久。1931年春，“东三省难将作，君上书告变，外交部以为妄”（章太炎《故驻日本公使汪君墓志铭》）。同年7月，日本制造万宝山事件，煽动朝鲜排华运动，先生受国民政府委派，赴朝鲜调查，因不满政府的外交软弱而辞职。后任张学良驻北平行营参议、外交委员会委员。同年“九一八事变”，他力主抵抗，与张学良政见不合，“自是不复论家国事”（章太炎）。

今保存在苏州吴中区陆墓山的汪氏墓地，中为汪荣宝先生墓，左为汪东先生墓

仕宦生涯中的汪荣宝先生治学不辍。1903年，他与叶澜合编出版《新尔雅》；执教京师译学馆时，编写《本朝史讲义》，经清朝学部审定改名《中国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09年出版），民国后更名《清史讲义》（上海商务印书馆1913年出版）。著有《思玄堂诗集》、《金薤琳琅斋文存》；《汪荣宝日记》（稿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有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和凤凰出版社2014年点校本）。上述五种皆刊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北文海出版社）。

1895年，汪荣宝先生在南菁书院读书时，就开始撰写《法言笺记》。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他“忧思慷慨，形诸歌咏。时先从祖辈皆官京师，戒君慎言，君由是壹意著书，研精象数，继复取曩所为《法言笺记》，排比增辑，成《疏证》十卷”（《汪荣宝先生哀启》）。1911年刊印后，他又不断地校阅修订，担任驻日公使期间，与游历日本的乡贤前辈、文献学家胡玉缙（1859-1940）就《法言》多有讨论。1931年夏，先生归国辞职，遂绝意政治，寓居北平，遂赓续旧稿并与回国居北平的胡玉缙往复商榷，加入李轨旧注，撰成《法言义疏》约八卷，自1931年底陆续寄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闸北被炸后，他凭记忆重新撰作，直至1933年6月30日完成全部二十卷书稿，因积劳成疾，心脏病发作，稿成二日后即一病不起，十八日后与世长辞。而此时日寇的兵锋已经逼近北平，“热河告急，长城要隘以次失守，日军寖逼塘沽，居民尽徙。君宴处不惊，执笔覃思如故。会八叔父（汪东）书来问状，君报书曰：“以常度之，北平必无患，且吾万一殉难，未成之稿以累弟矣。” （《汪荣宝先生哀启》）同年10月左右，《法言义疏》刊行，由胡玉缙先生作《序》，黄侃先生作《后序》。1984年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刊出点校本。

国家图书馆藏宣统辛亥（1911）汪氏金薤琳琅斋刊《法言疏证》书影

国家图书馆藏民国22年（1933）年刊本《法言义疏》书影。扉页上印有章钰先生（1864-1934，苏州人）的题词：“忍死成书古未闻，平生志业寄斯文。伤心袭得前人语，后世凭谁识子云。”

汪荣宝先生的四子绩熙（又名公纪，1909-2000）先生亦留学日本，抗战期间曾主持国民政府新闻局驻法办事处，1949年赴台湾担任政治和外交事务官员，后任教台湾东吴大学、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他曾编纂《思玄堂诗》、《金薤琳琅斋文存》等，携有先生手稿多种赴台。2013年，我去台湾参加学术会议，拜访了绩熙先生的长女、原台湾中央电影公司导演汪莹女士和次女、原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汪琪教授。受其惠赐，得其家藏《法言疏证》残稿（第一至八卷）和《法言义疏》残稿（第九至二十卷）的电子扫描件。

2016年，我在国家图书馆发现汪荣宝先生《法言疏义》残稿（第一至第八卷）的照片晒图本。经核对，这部名为《疏义》的残稿正是《义疏》的初稿。我这才明白《法言义疏自序》中所说的话：“闸北之变，余稿熸焉。而德意志汉堡大学闻余有是作，介北海图书馆来请分惠。不得已，举残稿写真数卷付之。”北海图书馆即国立北平图书馆，今文津街7号国家图书馆古籍部，“残稿写真卷”，或因战乱未能寄达汉堡大学。正是有了第一至八卷的初稿，先生才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严订程课，为之不辍”（《自序》），续成第九至十二卷，并更名为《义疏》，真可谓不幸中之万幸。

2017年，我将三种残稿整理之后，定名为《汪荣宝法言注释残稿三稿》，交由凤凰出版社影印出版。2018年6月21日，汪琪教授及其夫君彭家发教授专程来南京，将家所藏汪荣宝先生《法言义疏》、《疏证》残稿两种、《金薤琳琅文存》手稿、《本朝史》手稿、《清史讲义》和《思玄堂诗集》排印本各两册以及汪东先生《梦秋词》手稿捐赠给南京大学图书馆。

汪氏家藏《法言疏证》手稿图片

国家图书馆藏《法言疏义》残稿晒图本照片

汪氏家藏《法言义疏》残稿图片

徐兴无编《汪荣宝法言注释三种》（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

宦不废学，是中国传统士人的优秀传统，汪荣宝先生堪称典范。而残稿三种的发现与回归，让一段文脉得以赓续，也让我们看到中华文化传承的精神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