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快报讯（记者 白雁）近日，著名作家徐志频新著《左宗棠与李鸿章》面市。该著以左宗棠、李鸿章一生的交集故事为主线，以曾国藩、慈禧太后为参照，通过正史，还原纷纭时局里的斑驳现场；穿插轶史，丰富真实残漏的隐秘细节。以当代眼光全面深入比较左、李二人在求学、立志、团练、幕僚、建军、办企、剿捻、海防、洋务、志节等十大方面的不同之处，点滴还原其中的合作与争斗，谋略与计算，复杂与诡异，无奈与挣扎。

△《左宗棠与李鸿章》徐志频著。中国出版集团 / 现代出版社

主导晚清大变局五十年的两大梁柱人物

百年前，李鸿章首次振聋发聩提出 "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其时，晚清处中国三千年来国运最为翻覆跌宕，社会最为摇摆不定的大变局时代。从左宗棠 1852 年出山任事，到李鸿章 1901 年去世，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剧变年代里，左、李同时肩任家国重任与时代使命，主导晚清大变局五十年。两人从出山到拜相封侯的生命轨迹，凝聚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缩影，读懂两人争与斗，足以读尽晚清五十年的概貌。

在晚清矛盾交织大时代里，左宗棠、李鸿章的个人抉择，支撑起风雨飘摇的清王朝。左宗棠凭借学识与血性，收复故土，捍卫国疆，给昏暗浑浊时代带来自豪与勇气，光荣与梦想。左宗棠身后十六年，李鸿章以其隐忍与担当，成为帝国的最后一根 " 拐杖 "。李鸿章仗秋风宝剑，举落日旌旗，凋零于 20 世纪开端，末代王朝同时走到崩溃边缘。

在纷乱的时局中，左宗棠、李鸿章同时位极人臣，为将历史的航船驶出凶险莫测的三峡，全身投入跌宕起伏的大变局洪流，彼此观念对立，行为对撞，演绎出纵横交错的双面人生。两人硬气与柔气对冲，实干与权谋对撞，自强与苟安对立，道德与智术对面。左宗棠毕生以孔孟儒学立身，李鸿章始终以纵横术应世。左宗棠将才气、学识、阅历、血性融会一体，李鸿章凭才气、阅历两把撒手锏拼杀于官场、商场、洋场。其最终结局也有如云泥之壤，引人深思。

左宗棠办事的动力源在儒学信仰

左宗棠由民间草野书生入仕，儒学的忠孝廉节，是他十分明显的一根信仰主线。左宗棠迟至四十岁才出山办事，中年后又迅速发迹平步青云，朝廷待他的恩荣、典赏，每每逾越常规，这让他感恩戴德，竭力思图回报，当然不愿再利用名位、声望来谋求个人利益。

作为先秦儒学的忠实信仰者，左宗棠在童年时习得儒学的诚意、正心，将忠、孝、廉、节作为信奉，规牢了他毕生的忠心。他为官办事的手段、方法，依靠的是孔孟儒家加申韩法家。前者是他的理想主义，后者是他的现实主义。左宗棠如此总结他这种融理想与现实为一体的人生心经：" 造物所忌者巧，万类相感以诚。"

崇朴、尚诚、明强，左宗棠对事业、对朝廷的忠心，某些时候达到近似愚忠的程度。

当一个人对一门学说忠诚到完全无我的程度，便可以称为信仰。左宗棠忠于儒学大于忠于朝廷。这从他同治十二年（1873 年）大胆冒犯慈禧太后的心意，不惜将慈禧太后安插的亲信成禄拉下马可以看出来。

李鸿章办事的动力源则在官阶势利

如果说，左宗棠办事的动力源在儒学信仰，李鸿章办事的动力源则在官阶势利。

跟草野民间成长的举人左宗棠不同，李鸿章早年考中进士，仕途虽然也遇到一些艰阻，但在同龄人中已算最为顺畅。

学问优长的李鸿章，跟曾国藩、左宗棠最醒目的不同，偏偏就是他最不相信道德文章，他因而最终成为一名 " 不学无术 " 的权臣。这大概跟李鸿章早年科场十分顺畅存在一定关系。从心理学角度看，人往往缺什么才补什么，越是拥有，越不珍惜，李鸿章后来的经历，能充分印证这点。

年轻时 " 以诗言志 "，梦想 " 拜相封侯 " 的李鸿章，毕生有一种强烈的出人头地的冲动欲望。在官场上钩斗，在战场上厮杀，积半辈子生命经验，李鸿章认为自己找到了价值归宿，人生不过是及时享用，什么道德、学问，都是教育别人时才用的，人生的真相，只有势与利是真的。而权势与利益似乎对李鸿章格外垂青，三十九岁出任江苏巡抚时，曾国藩便请他在富得流油的上海、苏州征税，用以支援湘军军饷，真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一旦势利兼具，天资豪迈的李鸿章骨子里免不了有一种鹤立鸡群之后沐猴而冠的心理。因为内心没有义理的归宿，他特别在意外界眼光，每以世俗的标准为标准，势、利两方面的条件一旦具备，他开始迷醉于漫无节制的虚荣，似乎这是作为生命体的人唯一实在且靠得住的东西。

随着年齿日增，权势日益煊赫，不信朝廷、不信老师、不信书本的李鸿章，耽逸习气和虚荣心暴露无遗，这为他成为晚清衰世的 " 裱糊匠 " 铺垫好了最后一级台阶。这也是三人志趣的截然差异：" 曾国藩拼命做学问，左宗棠拼命办事，李鸿章拼命做官。"

官本位的 " 实用主义 " 取代一切，头顶没有信仰，内心没有自律，带来后果也需要自己内心慢慢消化。梁启超在做《李鸿章传》时，也忍不住要批评他 " 不学无术 "。

" 时势所造之英雄 " 与 " 非造时势之英雄 "

曾国藩晚年时，曾以自身多年阅历、心得提醒李鸿章，要他切记，" 即数十年办事之难，难在人心不正、世风不淳，而要正人心，淳世风，实赖一二人默运于渊深微漠之中，使其后来者为之应和 "。

这等于给他指明了儒家士大夫肩任变局的道路与方向，一二个仰望头顶星空的人，凭借自己的学理洞见，可以为自己的国家、民族找到出路，让千百个应和者呼应跟从，实现个人的时代使命。

因此，对李鸿章学问新旧驳杂，内心漂浮游移，成色不纯，他个人在历史演进中的作用，用得着梁启超那句评价：" 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

比较之下，左宗棠则有所不同：四十八岁前，左宗棠因太平天国时势而起，属 " 时势所造就的英雄 "；四十八岁到七十三岁，左宗棠主动谋国，事实上变身成了 " 造就时势的英雄 "。

虽然历史从来不能假设，但依照逻辑最合情合理地推断：从 1853 年到 1901 年，中国如果没有李鸿章，他所承担的职事，一定有能力大致相当的人替代；从 1852 年到 1885 年，如果没有左宗棠，他所选择的事业却将不见于历史，因为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替代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