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记者  于金翠】编者的话：“马克林教授在亲历中国发展进步的同时，孜孜不倦向澳大利亚和世界介绍中国的真实情况。”2014年11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澳大利亚议会大厦演讲时专门提到的这位国际友人，是澳大利亚联邦人文学院院士和世界知名的汉学家。今年83岁的马克林（Colin Patrick Mackerras），1964年从剑桥大学毕业后来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执教，并从中国戏剧等领域着手深入研究中国的文化和历史。在此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他潜心研究中国，长期关注中国在西方的形象以及中澳关系等话题。马克林不仅走访中国近70次，还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等多所院校执教，他写的《变化中的中国》《中国少数民族与全球化》等著作帮助澳大利亚民众了解了真实的中国。近日，这位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尽管那些“不愿被中国超越的大国”仍会故意设置障碍，但日趋强大的中国不会再像从前那样被推来搡去。他坚信中国及中国人民拥有美好的未来——实现“中国梦”，继续走在繁荣之路上。

为中澳人民相知相亲搭建桥梁

环球时报：2014年9月，您荣获中国政府友谊奖。两个月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澳大利亚期间，专门谈到您对中澳关系发展作出的贡献，您还记得当时的感受吗？

马克林：是的。2014年11月17日，中国领导人在堪培拉议会大厦发表演讲时我也受邀出席。习近平主席当时说：“马克林教授以不懈努力和真挚热情，为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搭建起一座桥梁……我要对你及众多澳大利亚人士为中澳友好作出的贡献，表示诚挚的谢意！”为两国人民之间的良好关系作出贡献一直是我的一个梦想，能成为“澳中人民之间的桥梁”让我非常高兴和自豪。中国领导人的讲话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为澳中友谊作出更大贡献。

环球时报：您第一次来中国是什么时候？

马克林：我第一次来中国是1964年8月到1966年9月。当时澳中两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我当时被北京外国语学院（后改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聘为外国专家。我在澳大利亚的悉尼出生、长大，上世纪60年代初，我先去英国剑桥大学读硕士。毕业后刚到北京时，我觉得一切都极其陌生。我和妻子爱丽丝（她2021年6月过世了）住在友谊宾馆，我们的长子斯蒂芬1965年2月在北京出生，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出生的第一个澳大利亚公民。在中国做专家的这段时间，我在校内外认识了很多中国朋友，也交了很多其他国家的朋友。

环球时报：过去几十年，您来过中国近70次。每次来中国，您最深的感受是什么？中国的哪些变化让您至今记忆犹新？

马克林：是的，我喜欢来中国，这里就像是我的第二个家，它给我的感觉总是正面的，每次见到中国朋友都很高兴。2017年，我来北京出席“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2018年，我到新疆考察，还带着澳中友协的朋友走访广西和贵州，了解侗族和苗族文化。我最近一次走访中国是在2019年底，当时有一些教学和会议任务。此外，我还带我的两个孙子去了上海，还抽时间去了安徽黄山和福建武夷山。这些地方都很吸引人，黄山和武夷山的风景太美了。

从1964年我第一次到中国到2019年那次中国行，55年来，我目睹中国发生巨大变化。在中国，我交了很多的朋友，现在与几所大学也保持着友好联系，特别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就中国而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首先，中国经济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们现在所处的生活环境得到改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生活标准都很好；其次，中国的基础设施和技术很发达，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超级棒的高铁系统；第三，体现在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上，人们对生活的态度显得更加自信，也更加自由。

环球时报：为什么您常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很难在过去一个世纪内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马克林：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把整个国家凝聚在一起，给中国带来稳定。而这样的稳定性是很多国家所欠缺的。我认为，执政党的这种领导力，成为中国在经济、外交、科技等领域取得成就的主要原因。否则，中国无法在过去一百年间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能羞辱中国的时代已彻底结束

环球时报：您走访过中国的一些偏远地区，现在是否仍在关注这些地区的发展变化？

马克林：是的。就我在中国所见，即使是远离东部沿海的地区也有了巨大的发展，我不再担心偏远地区的民众会严重缺乏衣食水等日常必需品。当年的贫困地区，正逐步发生改变，并将实现进一步发展。

此外，我也很关心中国各地的环境治理。我注意到一些新的数据显示，中国一些过去污染严重的城市已不再排名那么靠前。印度的环境污染程度已比中国严重得多。尽管如此，我认为，中国仍会加大治理环境污染的力度。我知道政府已做了很多工作来解决这个问题，我相信还会做得更多。

环球时报：正如您所关注的，无论是消除绝对贫困还是治理环境问题，包括现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共产党都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从一个西方国家学者的视角，对此，您有哪些关注？

马克林：确实如此，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中国在消除绝对贫困方面的成绩无疑是世界上最好的。不仅在消除绝对贫困方面，中国同样做得非常突出的还有提高识字率、提高健康标准、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等方面。与曾经处于类似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已经做得非常好。在我看来，这是杰出的成就。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的感染率和死亡率都非常低。虽然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防疫举措说三道四，但我认为，中国的记录很好，西方国家在这一问题上所持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环球时报：随着您对中国了解的深入，您曾说很难认同西方媒体的相关宣传，因为那些报道通常是基于“都是中国的错”这一假设。在您看来，西方媒体为什么故意要把中国妖魔化？

马克林：我对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敌意感到震惊。好记者确实是有，但对中国的妖魔化太普遍了，这对发展彼此关系非常不利。我认为原因可能主要与政治有关。事实上，过去几年间，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变得非常糟糕，包括澳大利亚，这主要是由于西方不能接受中国崛起这一事实。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一直认为自己是世界第一，其价值观、政府系统、经济模式和科技都是世界上最好的，所有人都应该效仿它们。但现在，中国的崛起似乎对西方霸权构成了挑战，不再像从前那样被推来搡去了。能够羞辱中国的时代已彻底结束了。

环球时报：您刚才提到，上次走访新疆是在2018年。在您看来，过去10年新疆发生的最明显的变化是什么？一些西方国家借所谓新疆问题遏制中国发展的企图会成功吗？

马克林：我曾多次走访新疆，对维吾尔族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研究。研究期间，我对新疆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当地的基础设施、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发生巨大变化印象深刻。我对那些妖魔化中国少数民族政策的各种说法深表怀疑，而且绝对反对那些诬称新疆存在“种族灭绝”的说法。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国务卿蓬佩奥、拜登政府时期的国务卿布林肯都发表过这样彻头彻尾的谎言。他们的这些言论，对中国在西方国家民众中的形象造成很大损害。

打“新疆牌”能成功遏制中国的发展吗？直接地说，不能，因为中国的经济和政治都太强大了。另外，大多数国家都不认同他们的说法，包括大多数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这一点很重要。

环球时报：您对中国未来的和平崛起与发展有何设想？

马克林：我预测并坚信中国及中国人民拥有美好的未来——实现“中国梦”，继续走在繁荣之路上。当然，除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也在面对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根据过去的经验，我认为中国人民在发展的道路上，能够克服这些困难，也能跨越那些“不愿被中国超越的大国”故意设置的障碍。我真心希望中国早日实现和平统一。

与中国搞好关系符合澳大利亚利益

环球时报：过去十年，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多变化。您如何评价中国这些年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格局中的发展？

马克林：2012年以来的十年，中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尽管目前有疫情带来的影响，以及美国因担心失去世界霸权地位而刻意压制中国的崛起，但中国经济始终保持着稳定的增长势头。

我认为，尽管世界形势变得更为紧张，但中国仍继续其上升之势。我特别想说明的是，过去几十年间，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博弈和经济实力对比已经发生非常大的变化，总的形势对中国有利。

环球时报：在美国因素的影响下，澳大利亚过去几年的对华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于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您想对澳大利亚新政府说些什么？

马克林：1972年惠特拉姆政府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以来，澳中在教育等方面的交流可以说遍地开花，双边贸易额不断增长，直到中国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澳中关系2014年达到高潮，双方决定把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此后，两国还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

这几年，澳大利亚对美国过度依赖等因素导致澳中两国关系出现恶化。我认为，前总理莫里森和其政府内的一些高级外交官做的都不好，他们在与中国等国打交道时采取了没有必要且过分粗暴的态度。澳大利亚与美国、英国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后，取消了与法国的武器采购合同，转而承诺从美国和英国购买核动力潜艇。澳大利亚因此回到了一个早已过去且人们都不愿再度经历的时代，即盎格鲁-撒克逊人建立起的世界体系，特别是在某种程度上进行具有排他性的过度军事接触的时期。

阿尔巴内塞政府上台后，澳中关系会得到改善吗？我当然希望如此。目前存在的一些负面迹象显示，工党的政策在许多方面与莫里森政府的政策相似。然而也有一些积极信号。在我看来，阿尔巴内塞政府的外交团队不搞“传声筒”外交，在对华政策上，也不太会发表自以为是的声明。我们必须拭目以待。我并不期待情况能立刻发生变化，但我确实认为未来几个月关系会有所改善。我对中长期的澳中关系感到乐观。贸易对两国来说仍然极其重要。与中国搞好关系符合澳大利亚的利益。

（编辑  苏湘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