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吴云】位于比利时南部蒙斯的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与位于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有着不同的职能，后者云集了这个冷战产物各成员国的外交代表，而前者则是其军事行动的总指挥部。2005年4月，负责接待笔者的一位北约公共信息部军官、来自捷克的女少校说：“你是我查证的首次到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采访的中国记者。”彼时的北约仍在为缓和与中国的关系做努力，同意记者到访也是愿意与中国加强接触的一个表现。当注意到院落核心区一座不太起眼的两层小楼上嵌着“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的牌子时，笔者内心有着无比的悲愤——1999年，北约发动科索沃战争、轰炸我驻南联盟使馆的命令也是从这里发出的。

时隔17年之后，6月底刚结束的北约峰会却在开历史倒车，不仅在新战略概念文件中提及中国、不断渲染“中国威胁”，而且还拉拢几个亚太国家，意图打造“亚太版北约”。这样的做法，怎能不让人警觉？冷战结束至今，北约就处于军事活动的活跃期，发动过多起军事行动，完成了一个军事联盟从单纯防御到“防御+干预”的转变。如今的北约又摆出“哪里需要就去哪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的架势，越来越成为威胁世界安全稳定的“系统性挑战”。

苏联解体后，不遗余力扩大西方阵营

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两年后，先是华约解散，后是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欧洲格局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对于这种变化，1989年1月美国总统布什在就职演说中就有所涉及，他说：“我来到你们面前，在充满希望的时刻担任总统。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繁荣的时代，但我们可以让它变得更好。因为一股新风吹过，一个被自由刷新的世界似乎重生了。”从那时起，“历史终结了”的乐观情绪开始在欧美西方国家弥漫。

但华约的解散、苏联的解体、威胁的消失、“历史的终结”并没有使原苏联著名国际关系学者阿尔巴托夫的预言变为现实。他曾说，“我们苏联人做了一件令你们——北约——感到恐怖的事情。我们把（你们的）威胁消除了，而没有我们，你们是无法生存下去的”。历史并没有完全按照一些人的设想发展。冷战后的北约，尽管内部也有过类似“脑死亡”的说法，但作为冷战时代的遗存，北约、特别是想通过北约主导欧洲盟友的美国抓住一切机会，寻找各种理由让这个军事组织走上转型和扩张之路。

北约的成立是二战之后“欧洲史上一个重大事件”，标志着欧洲开始走向集团化。二战结束后不久，欧洲一分为二，两个对立的阵营隔铁幕相望。东、西方奉行的不同意识形态导致双方政治上对立、经济上分野、军事上对峙。但总的看，整个冷战时期，以共同防御为主的北约多少还算内敛，防区固定，任务单一，军事上取守势，并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情。1982年北约成员国英国与阿根廷围绕马岛主权兵戎相见，因战场在北约防区之外，北约也没有启动共同防务的第五条款。但掌控北约的美国还是给了英国有力支持，要求法国必须断掉此前同阿根廷签署的军售协议，停止供应能够对英国海军造成沉重打击的“飞鱼”导弹等武器。历史证明了，北约表面团结的背后离不开“棍棒式的纪律约束”。

冷战结束之后，欧洲出现了全新的安全格局，但北约从未讨论过“去”的问题，着眼点都是怎么“留”。北约的转型是从向之前的对手——前华约国家——伸出“友谊之手”开始的。1991年，北约成立了“北大西洋合作理事会”，以此开展与前华约国家对话与合作，手开始伸向东欧。

如果说冷战时期，北约的扩员尚局限于西方世界内部，仍着眼于集团军事对抗。但冷战之后的扩员则具备了扩张的性质，这是由北约的政治属性决定的。作为军事联盟的北约，政治基础是西方的民主价值观。北约的目的是确保成员国的“安全和自由”，冷战结束后，北约的着眼点转向利用冷战结束带来的“和平红利”，锁定中、东、南欧国家向西方靠拢的倾向，稳固它们国内与西方相同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扩大西方的“安全与繁荣圈”，即扩大西方的阵营。如今，北约图谋的是全方位扩张，其战略转型想要涉及建立全球伙伴关系、增添全新职能、突破传统防区、开展防区外军事行动等。

转型的“黑历史”给多国带来灾难

冷战结束后，北约开始重新定位，将以地区不稳定等为代表的所谓“不确定性”视为新的“危险和挑战”，由抵御源自欧洲的传统威胁转为抵御来自欧洲之外的新威胁。从欧洲到北非、从中东到阿富汗，北约所有的军事行动都发生在冷战结束之后。

1999年北约通过的战略概念首次强调北约要“走出防区”，从“集体防御”转向防区外“干预”，这意味着北约基本确立了“可在不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采取军事行动”的原则。其中，1999年北约悍然对南联盟发动的所谓“人道主义战争”——科索沃战争——公然违背《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绕过联合国，在没有安理会授权的前提下，对南联盟连续轰炸78天，在国际关系中创下了恶劣的先例，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严厉指责北约的单边军事行动，他强调的是，根据联合国宪章，安理会具有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这一点得到北约的明确承认，因此，安理会应参与使用武力的任何决策。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和哲学家诺姆·乔姆斯基也严词谴责北约对南联盟的军事行动，称其目的是想在这个国家“建立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社会和经济制度”。

“9·11”事件之后，北约的敌人由固定变为无形，“恐怖主义威胁”成为北约的心腹大患，反恐变为重中之重，为此，北约特成立机动能力强的“快速反应部队”，既继续承担《北大西洋公约》规定的第五条款集体防御职能，也开始执行非第五条款集体防御的军事任务，大有“哪里需要就去哪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的架势。

2001年10月7日，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发动阿富汗战争，北约根据1999年战略概念首次在欧洲以外进行大规模军事干预行动。2003年，美国编造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谎言，与英国等北约盟国联手发动伊拉克战争。北约从一个只具有区域性职能的军事联盟逐渐转变为可发挥全球性作用的政治、军事联盟的意图昭然若揭。

2011年，北约滥用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对利比亚开展军事打击行动，这是冷战后北约出于私利、对外武力干涉、搞政权更迭的又一个明显例子。当年3月19日，法国战机率先向利比亚政权地面的军事目标开火。尽管北约成员国内部当时对军事打击利比亚也存在分歧，如意大利呼吁利比亚政府军和反对派尽快达成停火，但已经明确要从一个防卫协作性的军事组织演变为进攻性的军事集团的北约，特别是美、英、法等几个大国怎么可能放弃这样的机会？

同年10月31日，时任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乘坐一架美制C-130运输机，在两架法国“幻影”战斗机的护航下抵达利比亚。这次突然造访是北约秘书长第一次访问这个北非国家。当北约高层宣布针对利比亚的“联合保护者”作战行动——“北约历史上最成功的行动之一”结束时，他绝不会想到在北约干预后又有上万利比亚平民在内战中身亡，绝不会想到这个国家至今仍处于动荡之中。

北约的战略转型在改变欧洲安全结构的同时，极大地加剧了俄罗斯的不安全感。俄乌冲突发生后，北约摊牌说，将不再遵守以前对俄罗斯作出的承诺。要知道，不在东欧地区进行军事部署，是冷战后北约在首次东扩时对俄罗斯作出的承诺，也写入了与俄罗斯达成的基础文件。如今，随着北约正式向瑞典、芬兰发出“入约”邀请，以及美国宣布要在波兰永久驻军，这些都势必进一步加剧俄罗斯与北约的对立。

扩张之路不可能随心所欲

北约虽然号称“史上最强大的军事联盟”，但没有那么可怕。不容回避的是，北约内部的矛盾一直存在，即使是冷战后北约的战略转型也并非一帆风顺，其间充斥着美欧之间的矛盾。

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走上联合自强之路，美欧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的矛盾就时而和缓、时而尖锐地存在着。突出表现是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1966年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后又迫使北约总部和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等军事机构迁出法国。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逐步深入，围绕着西欧独立防务问题，美欧更是一直在较劲。为维持霸权，美国强烈反对建立任何旨在削弱北约的欧洲独立防务，以法国为首的部分欧盟国家对此非常不满。本世纪初，欧洲一度认为“把世界交给美国是远远不够的”。美欧之间的分歧表现在政治、经济和外交多个领域。2003年法德两国公开反对美国绕开联合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直斥法德为“老欧洲”。这是冷战后美国与“老欧洲”关系的最低点。

2020年，由于德美关系长期受到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政策的负面影响，导致双方在外交、防务领域矛盾分歧不断增多。美国《国家利益》等媒体称，两国关系陷入冷战以来的“最低谷”。特别是近年，马克龙关于北约“脑死亡”的言论以及欧洲战略自主的主张更是成为特朗普时期美欧矛盾的最新表现。俄乌冲突升级暂时掩盖了欧美之间的分歧，欧洲又开始有意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伞。但从长期看，北约的持续扩张，成员国数量的增加，必然会产生利益的多样化和分散化，不仅美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利益不会完全相同，就是欧洲国家如大国与小国、“老欧洲”与“新欧洲”之间也会存在利益差异。

尽管摆出“哪里需要就去哪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的架势，北约扩张之路不可能随心所欲。正如美国乔治敦大学教授、外交学会高级研究员查尔斯·库普钱近日在《外交》双月刊撰文所说，就在北约几个大国不断向乌克兰送去更多榴弹炮、无人机的同时，他们更应该注意北约挑起这场战争对自身造成的经济和政治冲击，更应意识到在谈判桌上促成停火的重要性。

北约至今仍沉迷于冷战思维和集团政治，将世界划分为“我们”与“他们”，一味强调“我们”安全的不可分割性，追求绝对安全，而丝毫不顾“他们”的安全处境，也不惜牺牲“他们”的安全利益。如今，美国又裹挟着北约一些国家，试图继续通过“独裁与民主”的有色眼镜误读21世纪的世界，想方设法拓展西方意识形态的势力圈，将触角伸向印太地区，寻找并树立新的对手。美国的这一套操作失道寡助，北约这个所谓“历史上最成功联盟”的没落也将成为必然。

（编辑 余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