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美国面临多重内部挑战，其通货膨胀达到40年来的最高水平，社会分裂也不断加剧。究其根源，美国长期不能正视内部问题，片面强调“外来威胁”，导致弊病越积越深。

美国国内困境固然与外生性危机有关，但更主要是由自身社会经济矛盾积累所致。由于缺乏社会和党派间的共识，美国难以针对这些“慢性病”推动系统性改革。美国在应对短期危机时行动力较强，但仅有应急之策，缺乏长期规划，可能带来滞后的负面影响。

例如，美国在2020-2021年将财政赤字占GDP比重扩大至10%以上，同时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些为应对疫情采取的纾困措施共同导致了2022年的高通货膨胀。而在一些社会治理问题，例如新冠疫情防控上，美国政府受困于民意分裂，难以制定统一有效的政策。在改革停滞不前的情况下，持续发酵的社会经济问题又加剧了社会分裂和社会焦虑，助长民粹运动和反智主义，加大社会治理难度，形成恶性循环。

美国政学界人士指出，要打破改革受阻与社会分裂的怪圈，美国须寻求社会共识，而建立共识的基础是倾听社会诉求、切实改善民生。2020年9月，卡内基基金会发布《使美国外交政策更好地为中产阶级服务》报告，建议正在竞选总统的拜登以外交为抓手，团结国内社会。报告认为，美国政府长期执着于“维护美国主导地位”“新冷战”等对抗思想，而不是设法解决关乎民众切身利益的国内问题，长此以往当然无法团结社会。相比向外转移矛盾，该报告强调，应通过建设性的国际合作带动国内改革，进而提升美国的长期经济竞争力。

然而自2021年以来，美国事实上走上了“新冷战”的老路，变本加厉地推动大国对抗。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精英们虽已意识到美国的症结在国内，却仍执迷于大国对抗。卡内基报告建议美国与“价值观相同”的盟友展开合作，但忽视了与其他国家的平等对话。

此外，为推动国内改革计划，以及推销“重建更好世界”等国际合作方案，美国政客也惯于公开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抹黑中国发起的国际合作倡议。尽管多位美国高官均表示不谋求“新冷战”，但“价值观外交”仍导致中美博弈激化，对于解决美国内部问题更是有害无益。

美国咄咄逼人的对外政策引发了一场全球性危机，转而加剧了其自身的国内困境。例如，美国发动的对华贸易战、经济制裁、技术禁运等都破坏了全球供应链，供应不足又推高了美国通货膨胀；再如，美国执意将新冠疫情等问题政治化，导致大国间难以展开政策协调，全球治理举步维艰。

通货膨胀和能源危机也对拜登政府的最大国内政绩——总投资额1.2万亿美元的两党基础设施建设法案产生负面影响。截至今年6月，美国建筑业成本相较一年前上升8.6%，各州基建招标已出现最高超出预算30%的高价，这意味着拜登的基建计划将大幅缩水。

美国的“自由主义鹰派”沉湎于冷战后美国的单极霸权，认为美国可以通过组建“价值观同盟”，将中、俄等国排除在国际体系之外，单方面制定国际规则，解决全球性挑战，并创造有利于中长期内政改革的外部环境。

但当今的国际秩序是高度联结的多极化格局，大国对话与合作对于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的治理发挥着关键作用，对于美国经济正常运行也不可或缺。相反，失控的大国对抗则会带来负面连锁反应，冲击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即使“高悬海外”的美国也无法独善其身。

美国的“价值观外交”并未在分裂的美国社会促成任何共识，却在华盛顿的决策小圈子里制造了“反华共识”，阻碍了美国政府通过对华合作解决内外问题。例如，特朗普时期对华加征的关税至今仍导致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每年增加510亿美元的支出，美国政府却迟迟不愿在关税问题上“示弱”。

饱受危机困扰的美国政府近期在中美关系上软化立场，例如国务卿布林肯在中美外长会面时提出“六不”承诺，就中美对话发出积极信号。但是，一些美国政客仍固守“冷战思维”，意图通过对华“极限施压”获得谈判优势，在台海等热点议题上反复试探，这对解决美国内部问题有百害而无一利。美方必须从近期危机吸取教训，意识到中美对抗不是施政的有效抓手，只有改变 “冷战思维”，通过大国对话与合作才能取得发展。

（编辑 余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