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下） 

　　“双碳”目标的提出，意味着我国能源结构将发生一次彻底洗牌。在能源结构重塑的进程中，绿色低碳转型被明确为首要任务、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对推进“双碳”发挥着基础性和关键性作用。

　　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生产和消费国，我国要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双碳”目标，更好完成保障能源安全与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必须在能源转型过程中，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聚焦重点关键，做到先立后破、有序进退、加减并用。

　　能源转型中的“破”与“立”

　　富煤贫油少气是我国的国情，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实现“双碳”目标，必须立足国情，坚持稳中求进、逐步实现，不能脱离实际、急于求成，搞运动式“降碳”、踩“急刹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绿色转型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要先立后破，而不能够未立先破。“不能把手里吃饭的家伙先扔了，结果新的吃饭家伙还没拿到手，这不行。”

　　推进能源转型首先要明确方向性问题，解决好“立什么”“破什么”。

　　——立系统。

　　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是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支撑。电能在能源系统中居于中心地位，经济效率最高，有研究表明，到2060年电力占能源消费比重将高达70%以上，绿色电力将是减排的主要途径。

　　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安全可靠的电网，得益于输电技术的进步和快速发展，我国电网是过去20多年来唯一没有发生大面积停电事故的特大型电网。但在“双碳”目标下，这张“网”将面临巨大考验。按照206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80%以上测算，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发电装机将达到数十亿千瓦，成为电力供应主体。

　　大规模高比例的新能源并网，给电力系统带来全新挑战：电能是一种特殊商品，发用需实时平衡，而新能源发电“靠天吃饭”，大幅增加系统运行风险。着力提升新能源消纳和存储能力，积极构建功能更加强大、运行更加灵活的新型电力系统迫在眉睫。

　　——立市场。

　　能源市场化改革是解决能源转型过程中各类主体间利益矛盾的重要手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放开能源价格、还原能源的商品属性已成为必然趋势。

　　经过多年探索创新，我国油气勘探开发市场有序放开，油气管网运营机制改革取得关键进展，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建设积极推进。能源体制改革“四梁八柱”主体框架基本确立，体制机制初步完善，但总体上仍跟不上能源转型变革的步伐。

　　2021年10月，“市场煤”“计划电”的价格机制导致飙涨的煤价无法有效传导至电力终端用户，煤电企业陷入大面积亏损，部分地区电力紧张。历史上，我国也出现过油荒、气荒、电荒、煤荒等紧急情况。近年来新能源大规模发展后，又出现过严重的“弃风”“弃光”问题，这些现象几乎都与能源价格形成机制密切相关。“双碳”目标下，如何把市场组织好，合理高效配置能源资源显得尤为迫切。只有发挥好市场的基础作用，才能在能源转型中充分调动各类市场主体积极性，全面提升能源治理效能。

　　——立技术。

　　科技创新是推动低碳转型、降低用能成本、保障能源安全的根本动力。石油和天然气是第二、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能源，由于世界能源消费中心与能源资源富集区域的失衡和错配，历史上围绕油气资源争夺的地缘政治冲突不断。而全球可再生能源富足、分布均衡，开发潜力巨大，只要有技术就可以稳定经济地利用这些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说，碳中和时代就是要从过去的资源依赖走向未来的技术依赖。

　　在国家能源科技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下，我国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技术水平明显提升，水电、风电、光伏、核电、输变电等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化水平仍有待提升，支撑碳达峰碳中和的能源技术尚未取得突破。比如，风电主轴轴承、氢燃料电池多项核心部件严重依赖进口。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强调，要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实现重大突破。在碳中和时代引领全球能源转型、提升全球竞争力，我国必须在绿色技术上有更大作为，亟需谋划布局、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国家重大前沿科技项目，聚焦化石能源绿色智能开发和清洁低碳利用、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利用、新型电力系统、氢能、储能等重点技术，深化应用基础研究。只有从国家能源安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强有力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和推广，才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抢占主动权。

　　——破传统化石能源结构。

　　全球能源低碳转型是摆在所有国家面前的共同挑战。2021年全世界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重是82%，化石能源占比高是共同问题。对我国而言，难在能源结构中，煤炭比重超过一半。

　　数据显示，使用煤炭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比石油高30%，比天然气高70%，我国能源系统产生的碳排放超过70%来自使用煤炭。近年来，我国大气污染环境治理推动煤炭消费加快集中化和清洁化利用步伐，但煤炭仍是主体能源，是碳排放量巨大的首要原因。

　　实现碳中和，最重要的路径就是用低碳能源和零碳能源替代高碳化石能源。“一煤独大”的能源结构，决定了我们必将为此付出艰苦努力，推进煤炭消费替代和转型升级，加快煤炭减量步伐，合理调控油气消费的部署要加快落地。控制新增煤电项目、推动重点用煤行业减煤限煤、有序推进散煤替代等减煤举措也要坚决有力，以实现“十四五”时期严控煤炭消费增长，“十五五”时期煤炭消费逐步减少的目标。

　　能源转型中的“进”与“退”

　　能源转型要从供给侧发力，这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供给革命重要论述精神的具体遵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传统能源逐步退出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要立足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抓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增加新能源消纳能力，推动煤炭和新能源优化组合。如何推进新能源加速发展，如何实现传统化石能源有序退出，都必须处理好“进”与“退”的关系。

　　能源是工业的血脉，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离不开能源。能源转型能否成功，关键看新能源能否大规模替代。要在能源低碳化过程中，保障经济合理增长，核心就是要把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安全可靠地发展起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定不移推进能源革命，可再生能源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截至2021年10月，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占全国发电总装机容量比重达43.5%。其中，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和生物质发电装机均持续保持世界第一。

　　雾霾少了、天更蓝了，这是老百姓近年来的真切感受，这方面可再生能源功不可没。202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模达到6.8亿吨标准煤，相当于替代煤炭近10亿吨，减少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约达17.9亿吨、86.4万吨与79.8万吨，为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了坚强保障。

　　不过，可再生能源尤其是光伏、风电等新能源的大规模并网，给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带来了巨大考验。2021年9月，我国东北多地由于风电骤减，电力供应缺口一度增加至严重级别，电网运行面临事故风险，为保证电网安全运行，不得已拉闸限电。如不下大力气解决新能源大规模并网的安全性问题，在遭遇极端天气时，新能源的脆弱性会加剧能源系统的安全风险，类似的安全事件将继续上演。

　　推动新能源加速替代的“进”，必须坚持底线思维，注重安全可靠性。要大力推动可再生能源大规模、高比例、高质量、市场化发展，着力提升新能源消纳和存储能力，积极构建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健全完善有利于全社会共同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有力推动可再生能源从补充能源向主体能源转变，为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提供坚强保障。

　　推动传统化石能源的“退”，不能搞“一刀切”。我国能源转型的关键是如何看待煤炭。减煤被视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要措施，但煤炭在我国能源安全中发挥着主体作用。减煤速度过快、力度过大，将削弱煤炭对保障能源体系安全运转的“托底保供”作用。2021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多个省份重现供电紧张，采取“有序用电”“拉闸限电”等应急手段。如果煤电退出操之过急，今后更大范围、更深程度的缺电现象和电力价格波动可能会频频出现。

　　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须扎实做好煤炭资源高质量开发利用。我国能源禀赋具有“富煤贫油少气”的特点，已探明煤炭储量占我国化石能源的90%以上。同时，我国煤炭产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煤炭在一次能源结构中仍处主导地位。考虑到煤炭生产消费数量大、比重高，大规模替代并不容易。再者，去煤不可能一蹴而就，并且新能源的发展也需要煤炭助一臂之力，应务实推动二者优化组合。由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如何利用好煤炭这一稳定、经济且自主保障程度较高的能源，对我国能源转型、经济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煤炭作为我国主体能源，要按照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向，对标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立足国情、控制总量、兜住底线，有序减量替代，推进煤炭消费转型升级。为此，在合理有序推动煤炭消费减量的同时，应抓住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重点，尤其在燃煤发电领域推动提效升级，在现代煤化工领域推动产品高端化、高值化。此外，要稳定石油消费规模，提高自产原油占比，增强天然气勘探开发和规模化生产能力，将其作为减煤过渡期的重要支撑性能源。

　　能源转型中的“加”与“减”

　　推进“双碳”背景下的能源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应从供需两端发力。推动能源消费革命作为重要方面，既要“减”得下去，大力推进节能提效；又要“加”得上来，不断增加绿色能源消费，并保障原料用能。

　　——做好“减法”，节能是能源消费革命的核心。

　　节能在减碳中的作用不可替代，其一，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大，且仍在不断增长，能源供给存在压力，要从需求侧进行调节。目前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在52.4亿吨标准煤左右，如按现有能效水平，2060年该数字将突破100亿吨。如果敞开口子消耗能源，不仅无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也将超出我国资源环境承载上限。其二，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大，节约空间也很大。2020年我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能源效率仍然偏低。终端环节节能具有极强的放大效应，终端设备每提高1%的相对效率，就相当于能源生产环节提高5%左右的相对效率，节约1千瓦时电能相当于节约3倍左右的一次能源，可以创造比电自身价值高44倍的产值。因此，要维持原有经济增长速度，同时降低碳排放，必须贯彻节约理念。

　　一直以来，我国坚持节能优先的长期战略，能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2012年以来，单位GDP能耗累计降低24.4%，相当于减少能源消费12.7亿吨标准煤。2012年至2019年，以能源消费年均2.8%的增长支撑了国民经济年均7%的增长。

　　考虑到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紧迫性，我们需进一步落实节能优先方针，将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领域。做好这一工作，必须坚持工业和居民部门“两手抓”。

　　首先，要深度推进工业部门节能提效。当前，工业部门能源消耗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70%左右，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激活节能内生动力。通过合理规划产业布局，大力压减高耗能高碳排放能源消费，遏制钢铁、建材、化工等高耗能行业过快增长，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其次，需提升对居民部门节能的重视度。目前我国居民生活用电量远低于三大产业用电量，但参考发达国家经验，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居民将成为能源消费主力。必须着力提高居民节能意识，加强清洁低碳生活方式宣传，并通过制度设计鼓励居民积极参与节能减排，形成崇尚节能的良好氛围。

　　——做好“加法”，增加绿色能源消费是关键。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尚未与能源消费增长完全脱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仍需要大量能源支撑。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和控制能源消费强度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手段，但要处理好减碳与发展的关系，避免限产式能耗“双控”，让经济进一步承压，确保低碳转型可持续。

　　在不大幅影响经济增速的前提下推进能源转型，要更加注重增加绿色能源消费满足新增用能需求。在消费环节给一个“增”的空间，扩大可再生能源供给和消费，既是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的体现，也是确保安全降碳的要求。

　　推动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向原料利用转变也是重要路径。2021年9月中旬，全国多个省份出现限电，尤其是重工业。一些地方对于双控政策的把握不到位，部分化工企业正常运行受到冲击，由于管控方面无法将燃料用能和原料用能加以区分，“一刀切”地削减用能总量，导致企业生产停滞，产品无法被生产出来。这种将原料用能纳入全部能源消费的统计，既不科学，也不合理。原料用能是将煤化工、石油化工等材料转换为原料进入工厂生产环节，并不是直接将所有的二氧化碳排放出去，而是二次利用转化为原料投入生产。按照中央关于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的要求，各地政府应当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差别化管理，正确反映行业发展和能源利用情况，做到科学考核，保障企业原料用能，充分发挥化石能源原料功能，进一步拓宽化石能源利用方向、途径和范围。

　　“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能源转型意义重大、任务艰巨，只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能源转型新路，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以强烈的创新信心和决心，勇于攻坚克难、赢得胜利，中国能源安全、低碳、高效转型的道路就一定是康庄大道。

　　（调研组成员：经济日报记者 曹红艳 周 雷 齐 慧 王轶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