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西洋月刊》12月12日文章，原题：美国进步的时代为何终结？  从理论上讲，进步的价值观构成了美国国家认同的核心。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情况的确如此，几乎每一代美国人都比上一代更多产、更富有、更长寿。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技术进步停滞不前，尤其是在非虚拟世界中。近年来，美国人的预期寿命一直在下降，美国人也逐渐失去了进步的信心。

发明之后的停滞

决定进步速度的因素不仅仅只有发明，还有实施，这是美国过去几代人都没有吸取的经验教训。经济历史学家乔尔·莫凯尔说:“就像许多工程师在几十年里不断改进蒸汽机一样，大多数重大发明最初都不太好用，必须经过多次调整才能不断进步。而且这些发明必须形成一定规模、降低价格，才能带来更大不同。”

几十年来，美国政府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研究而不是部署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战时科学顾问万尼瓦尔·布什建议联邦政府增加对基础研究的投资，政府确实做到了。自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通过国家卫生研究院和国家科学基金会在科学技术上的支出增长了40倍。但是，美国政府并没有在实施方面进行相应的投资。布什认为政客们不应精心挑选新兴技术将其转变为国家产业，更好的办法是发展基础科学技术，让私人公司进行选择。

结果，许多发明在所谓“死亡之谷”中停滞不前，无论是政府还是私人企业，都没有在研发和商业化之间的阶段投入足够资金。以太阳能为例。1954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研究人员制造了第一台现代太阳能电池原型。到1980年，美国在太阳能研究上的投入超过了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但最终美国在太阳能方面失去了技术优势，因为日本、德国等国家利用产业政策刺激生产，例如，鼓励住宅建筑商在屋顶上安装太阳能电池板，这些策略帮助建立了市场，并将太阳能的成本降低了几个数量级。

多次“刹车”

美国仍然是世界研发工厂，但在建设方面，美国明显在倒退。自21世纪初以来，美国关闭的核电站数量超过了新开的核电站数量；环境法规限制了太阳能和风能发电场的建设；距离亚洲和欧洲建立第一个高速铁路系统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可笑的是，美国几乎没有能力将高铁建设带入21世纪。

美国曾经相信可以在政府、私营企业和人民之间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以推动物质进步。然而，1980年左右，美国基本上停止了建设活动。普林斯顿大学能源政策研究员詹金斯说：“过去40年里，美国在建设方面采取了几次不同的‘刹车’措施。里根执政期间，公私伙伴关系被无视，人们倾向于将所有重大问题都交给政府。上世纪70年代，自由派鼓励政府通过新的环境法规阻止污染，美国中产阶级利用这些新规定减少了新住房、清洁能源项目的建设。当你把这些重大转变结合起来时，就发现什么都造不出来了。”

文化羁绊与信任鸿沟

美国还面临着一个障碍：文化接受。文化是进步的“最后一英里”，如果人们不愿接受，所有发现和发明都将没有价值。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数千万美国人拒绝接受免费和有效的疫苗。

在21世纪，精英普遍认可的领域越来越少。尽管历史上有这样的假设，即悲剧时刻会让一个国家团结起来，但新冠肺炎疫情却让美国更加分裂。美国的两极分化会使物质进步复杂化。这个国家面临的一大问题是，民主党和共和党虽然分歧严重，但两党都为国家退步提供了一些驱动力。要改变这一现状，美国不仅需要完善法律法规，还需要一种新的进步文化。

美国曾以适应能力而闻名，当某些东西不起作用时，美国通常会勇敢地尝试新东西。2022年夏天，拜登签署了一系列法律，其中包括投入数千亿美元生产太阳能电池板、电动汽车等。没有人能确定拜登计划的成效，人们对各个机构的信任在直线下降。不到一半的共和党人表示对高等教育、大企业、科技公司和媒体有信心，民主党人对政府的信心也下降了。为什么社会信任对进步如此重要？因为在一个人们不相信政府诚实、不相信企业有道德的国家，很难快速有效地建立任何东西，或者相信它们能持久。

总的来说，进步可以这样定义：一个相互联系的群体共同完成个人行动者无法完成的事情。全球进步的故事往往是科学、技术、政治和文化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