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中华文明是唯一从未断流的“亘古亘今”的文明类型，可谓世界连续性文明的典范，具有强大的融合力、内化力、延续力和凝聚力。
冯友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有言：“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考察并比较了恒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尼罗河流域，以及黄河、长江流域所形成的文明体系及其发展状况，指出：“假如我们从上述各国的国运来比较它们，那末，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在黑格尔看来，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同时又是最新的帝国。“古而又新”是中华文明的本质特征。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在近6000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3个文明形态，但是在全世界只有中国的文明形态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文明。中华文明形成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完整伟大的传播传承体系，它的“连续性即使是在中华文明的其他要素发生最严重断裂的情况下，也没有出现任何中断”。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具有漫长的跨度，不仅表现为一个大一统国家的理想不断地化为现实，而且由于文化的统一建构了一个既承前继往又启后开来的文明体系。
人类古代先后出现过几大文明范例，创造过农业文明、游牧文明和早期海洋文明的许多成果。但是，无论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河文明，抑或是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都未能避免衰亡的命运，唯有中华文明在不断迎接挑战中继续向前发展。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无论发生改朝换代还是遭遇外侮内乱，中华文明都能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始终不间断地延续着5000多年中华文明的基因和血脉，传承着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和基本精神，并在革故鼎新中开拓新局面，创造新辉煌。那么，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内在机理和“亘古亘今”的精神魅力到底何在呢？这是一个我们在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神圣事业中必须努力探究并深入开掘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从较为宏大和最为基本的精神基因的角度考察，继往开来的价值共识、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民为邦本的治政理念、中正仁义的道德追求、革故鼎新的使命担当、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厚德载物的博大襟怀、以和为贵的伦理品质，拱立和支撑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精神大厦并为之提供“源源不竭”的价值动能。
第一，继往开来的价值共识。中华文明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把“继往圣，开来学”和“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基本的价值追求和民族精神，形成了“慎终追远”“慎终于始”“垂裕后昆”和“钦崇天道，永保天命”（《尚书·仲虺之诰》）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意识以及“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国性基质，凸显了“七世之庙，可以观德；万夫之长，可以观政”（《尚书·咸有一德》）和“终始惟一，时乃日新”“其难其慎，惟和惟一”（《尚书·咸有一德》）的伦理价值，在中华民族心灵深处内化为一种对传统的礼敬和对未来的创新等代际伦理人格，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无论商朝取代夏朝，还是周族完胜商族，胜利者都没有令前代文明灰飞烟灭，而是在尽力保存前代文明基本主题和发展模式基础上对之予以改造和发展。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既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对此前的各种文献予以全面系统的整理，又针对当时所面临的“礼崩乐坏”的社会情势提出了一系列价值主张和应对措施，建立了一个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仁学思想体系。之后，历代思想家都十分强调文明既要承前继往，更要启后开来，凸显了不忘初心和砥砺前行的重大意义。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数千年，正是得益于旧邦新命的国性基质和继往开来的价值追求。正是这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价值共识使中华文明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5000多年至今未曾中断且充满无限活力的灿烂文明。
第二，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中华文明不但是本土起源，而且也是多源并发，相互融合为一体，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高度发达的史前文化，既存在于中原大地，也分布于辽西、长江中游、黄河下游、江浙等地区，苏秉琦先生将之总结为“满天星斗”，经过不断融合初步形成带有鲜明区域特色的中华文化圈。中华文明自起源至秦汉，经历了从不同地域各种文化的“多元并行”，到周边文化向中原地区汇聚的“多元一体”，再到秦汉统一以后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多元一统”的文明发展进程。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而且多元的因素一直伴随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实际上就是多元文明相互整合的过程。一体在中国人民心灵深处铸造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和集体人格，不断促进中华文明向前发展。
第三，民为邦本的治政理念。中国自古就有“民为邦本”“君舟民水”“得民心者得天下”等民本思想和政治智慧。《尚书·五子之歌》提出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治国主张，要求统治者爱民而不能轻视人民，因为人民构成了国家的根本，只有人民这一根本坚固了，国家才会安宁太平。《尚书·大禹谟》认为“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并且将“正德”“利用”“厚生”视为天下和谐安定的三大基础价值。德行正，财用利，资生厚，则经世致用之道备矣，才能成就盛德富有之大业，使黎民百姓生生不息，文明不断得以创化和发展。中华文明倡导民为邦本，形成并发展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主义。孟子强调指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也。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统治者要得到天下并很好地治理天下，就必须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以赢得民心作为得道的根本。
第四，仁义中正的道德追求。周敦颐《通书》认为，“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孔子的仁学将仁的本质确立为“爱人”，提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倡导“为仁由己”，“仁以为己任”，并努力去实现“天下归仁”的理想。一部《论语》，“仁”字出现了109次之多，反映了孔子及其弟子对仁德的重视。孟子仁义并称，将“仁”界说为“人心”和“人之安宅”，将“义”界定为“人路”和“人之正道”，认为仁义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的“几希”。《周易》提出“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认为人可以凭借仁义之道无愧地立于天地之间。与对仁义的崇尚密切相关，中华文明十分推崇中正中庸之道，唐尧虞舜时期开始“定国名为‘中’”，将“上古以来尚中之德”上升到国德的高度，凸显了笃行并坚守“中道”的国性意义。尧之授舜，舜之授禹，其要旨在“允执厥中”。在中华文明中，“中者”被认为是“天下之正道”，“庸者”是“天下之定理”。凡事讲求适度和中正既是天地的秩序，天之为道是“刚中而应，大亨以正”的，也是人类存续的法则，人道以中道中正立身处世，“极高明而道中庸”。因此，尚中成为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和道德价值追求。
第五，革故鼎新的使命担当。几千年前，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就秉持“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精神，开启了缔造中华文明的伟大实践。革故鼎新是新事物和旧事物的更替，是新事物在旧事物基础上变化和发展的结果。革故就是破除旧事物的弊端，为制度更新扫清道路、提供前提；鼎新就要确立有利于新事物成长的新思想、新制度、新体系，进而实现历史性更迭转换。《周易》用“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生生之谓易”等来说明革故鼎新是宇宙万物运动变化的规律，体现了中国古人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的进取姿态和变中求新、新中求进的精神追求。战国时，商鞅主张“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礼记·大学》记载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尚书·康诰》曰“作新民”。古人还提出“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不日新者必日退”“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等具有创新精神的观点。在中华文明绵延赓续的进程中，“革故鼎新”一直是中华民族屹立不倒的精神内核，成为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中华民族也在革故鼎新、守正创新中实现自身跨越，并将在变革创新中创造更多成就。
第六，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华文明既不像西方文明追求外在的征服与占有，始终以外物来填充内心不断膨胀的欲望，甚至不惜发动十字军东征、近代海洋争霸和现代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多次侵略性战争，也不像印度佛教那样视现世的一切为虚妄的存在而与世隔离，追求一个空寂的梵天世界，而是立足于现实世界，追求一种刚健有为、日生不滞而又不断发展完善的文明，自强不息正是中华文明内具的精神气质。中华文明依靠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和人生的过程中不断地攻坚克难、闯关夺隘，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伟大奇迹，书写了中华历史上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辉煌史诗。
第七，厚德载物的博大襟怀。“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华文明既有自强不息的律己待己之精神价值追求，也有厚德载物的待人应世之精神价值涵育和敦化。中华文明一经形成，就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能够在开放中吸收异质文明、在包容中消化异质文明、在多元融会中更新自身。中华文明，是在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展、演进、成就其伟大的。中华文明以其深厚的底蕴和不屈的韧性，实现了文明的创造性转化，焕发出新的勃勃生机。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在数千年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强大生机与活力，关键在于其面对异域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不是采取绝对的抵制态度，而是兼容并蓄，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部分，从而不断创造中华文明新的理论形态。
第八，以和为贵的伦理品质。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始终崇尚和平，对于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融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作为群经之首的《易经》建构的思想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于乾坤并建中追求阴阳和合、健顺和美，以及人我和谐、己群和谐、天人和谐的和谐型文化。不仅《易经》崇尚天人和谐、人我和谐、群己和谐，《尚书》《诗经》《春秋》《礼记》以及儒家《四书》等经典也莫不以和谐中正为核心的价值理念和伦理原则，深刻阐释和论述了和平、和睦、和谐、和美的丰富内涵和伦理意义，对中华伦理文明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尚书·尧典》提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从家族和睦到社会和谐，从四海一家到世界和平，凸显了中华文明“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睦邻友邦”“天下大同”等价值理念，塑造着中华文明的和平发展特质。
上述八个方面的内容，作为拱立并支撑中华文明不断“亘古亘今”的基本价值和精神气质，不仅是中华文明由古走到今的源头活水和价值动能，而且也是传承和新造中华文明的价值血脉和精神禀赋。
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内在机理和“亘古亘今”的精神魅力，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和精神自信的重要源泉，有助于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同时，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探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路径、机理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为创造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中华文明的丰厚资源。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