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薇 吴映秋

4月，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南风景如画，巍巍衡山险峻，汤汤洞庭浩淼。

距今70万年前，洞庭湖之滨记录了目前湖南最早的人类活动足迹；距今1万多年，在湘江之源的石灰岩洞穴中，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陶器和世界最早的古稻，一个崭新的时代初露曙光。

那么，我们究竟从哪里来？4月13日，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意愿在长沙博物馆开讲。现场，他图文并茂地讲述湖南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发现和研究进展，原本“冰冷”的石头变得“温暖”，湖湘远古文化鲜活地朝我们走来。

湖南旧石器遗址分布：300多处旧石器遗址，勾勒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清晰的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文化序列。（资料图片）

1. 两块小石头，“砸开”湖南旧石器紧闭的大门

1965年，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期刊上，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张森水采写报道了由湖南地质局区域地质测量队提供的桂阳县山洞出土的一件刻纹骨锥，骨锥被鉴定为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根据描述，骨锥是磨制而成，发掘时折断，器身中部有数组横道刻纹。骨锥后被遗失，复制品现收藏在湖南省地质博物馆。

湖南省地质博物馆展厅，这件湘南刻纹骨锥复制品被摆放在显眼的位置，它通身呈石黄色，身上多组横道刻纹清晰可见。因年代久远，出土这件石器的洞穴位置至今仍有争议，目前也没有与之相关的任何线索。这一切，都给这件刻纹骨锥蒙上了一层迷茫的轻雾。

刻纹骨锥丢失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湖南没有发现一件旧石器，旧石器考古工作近于空白状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袁家荣回忆说：“我花了十多年的时间，跑遍了大半个湖南，钻了100多个山洞，半点旧石器的影子都没找到。周边的省份，包括湖北、安徽、广东，都发现了旧石器遗址。我还真有些坐不住了。”

一转眼，22年光阴掠过，湖南的旧石器考古出现了转机。

1987年4月24日，袁家荣和时任怀化地区博物馆馆长舒向今来到新晃考察。无意中，该县的文化辅导员王石在兴隆乡柏树林遗址采集的一块近似白陶的标本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这是一块年代很古老的陶片。直觉告诉袁家荣，这个地方不能放过。

第二天一早，袁家荣、舒向今在时任新晃侗族自治县文管所所长汤宗悟的带领下，去看现场。在周边调查时，汤宗悟捡起一块石片，袁家荣审视，这是一件石英岩人工岩片，石头上还有放射状的人工打击过的痕迹，其埋藏的地层是老土（考古学上称“网纹红土”）。他们意识到，如果石片埋藏位置无误，那它应该就是旧石器时代的一件文化遗物。为了慎重起见，他们又在断崖的网纹红土中亲手挖出另一件打制石片。

袁家荣说：“当时，我手里拿着这两块石头，心里压了十多年的那块大石头放下来了，人一下子就轻松了。”

这两块小石头，不仅填补了湖南旧石器考古的空白。它们还带来了重要信息：在华南地区的网纹红土层中，确实埋藏着旧石器。以往华南地区的旧石器考古喜欢把目光盯着山洞，现在大家把注意力都转移到了网纹红土层。于是，有关旧石器的“捷报”不断传来，不仅是湖南的湘、资、沅、澧四水流域，在广西、安徽、湖北、江西等南方许多省份的网纹红土层，也不断发现了旧石器。

侧刃砍砸器

端刃砍砸器

 盘状石核

双面砍砸器

专家认为，湖南旧石器的考古发现，不仅推动了华南旧石器考古的飞跃发展，还大大拓宽了我国旧石器考古的研究领域。到现在，湖南共发现了300多处旧石器遗址。

2. 湖南人的老祖宗，或将改写世界人类的迁徙史

“妈妈，人类的祖先真的是猿人吗？这些人，怎么跟我们长得一点都不像啊？”现场，一个小女孩一边饶有兴趣地听着李意愿的讲解，一边指着前方大屏幕上的图片，好奇地问身边的一名妇女。

是啊！我是谁？我们究竟从哪里来？

人类的起源至今仍是地球公民关心的母题。

“现代人起源”（指晚期智人的起源）长期以来有两种理论：一种叫多地区起源说。另一种叫非洲起源说或替代说，这种理论认为“现代人”起源于非洲。1987年，美国相关研究专家根据分析来自全球不同国家的147个妇女的DNA，认为她们可以追溯到距今20万年以前非洲的一个妇女，西方媒体将她称为“夏娃”，这也是现代人起源的“夏娃理论”。

“夏娃理论”的提出，立刻引起激烈争论。中国科学院院士、古人类学家吴新智不赞同“夏娃理论”，他认为中国的古人类化石显示出一脉相传的进化脉络，中国的旧石器文化无论在哪个时期都看不出来自西方的文化取代中国原有文化的迹象。

20世纪福岩洞遗址的发现，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新的印证。2011年至2013年，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永州市道县文物局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在永州市福岩洞遗址发掘出具有完全现代人特征的人类牙齿化石47枚，经测定，它们的年代范围在8万至12万年之间。

这表明，8万至12万年前，“现代人”已经出现在湖南地区，他们是东亚最早的具有完全现代形态的人类。而在世界范围内，西亚以色列地区发现的最古老的现代人化石是5万年前，欧洲发现的是4.5万年前，这意味着中国境内出现现代人的时间比上述地区要早至少3万至7万年。

李意愿认为，福岩洞遗址古人类化石的发现，不仅改变了一些研究者认为晚更新世［126000年(±5000年)至10000年］早期阶段中国不存在“现代人”的认识，还填补了以往缺乏的现代类型人类在东亚地区最早出现时间和地理分布的空白；虽然这一发现还没有直接触及现代人是否起源于非洲的问题，但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测是，中国乃至东亚人从当地起源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这也意味着“现代人”演化扩散的地图将有所改变。

3. 世界最早水稻、中国最早陶器，远古湖南作出不朽贡献

湖南最普通，但最神奇的一种植物是什么？

水稻。

在这片土地上，发现了目前世界上所知的最早的水稻。

1993年11月，考古队对永州道县的玉蟾岩遗址进行首次发掘时，意外发现原始陶片和两粒古稻壳；1995年10月至12月，第二次发掘，考古队成员除了常规的田野考古专家外，特意邀请了农学专家、孢粉分析研究专家加盟。11月28日，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著名水稻专家张文绪发现了两粒古稻壳，颜色呈灰黄色；2004年至2005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联合合作，对玉蟾岩遗址开展第三次、第四次发掘，考古人员发现了数粒炭化米粒。

经年代测试，这些古稻遗存基本确定是距今14000年到18000年。张文绪认为，玉蟾岩出土的稻谷是一种兼有野、籼、粳综合特征、从普通野生稻向栽培稻初期演化的最原始的古栽培稻类型，他将它们定名为“玉蟾岩古栽培稻”。作为世界最早的水稻遗存，它们引起了人们对中国水稻的驯化、稻作农业的起源的重新思考和讨论。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最早通过化学变化将一种物质改变成另一种物质的创造性活动，是人类发明史上的重要科技成果之一。玉蟾岩遗址陶片经年代测试，最早的距今18000年，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这个发现证实，陶器起源于旧石器时代末期，发展盛行于新石器时代及其以后，从而改变了考古界将“陶器的存在作为新石器时代的特征标志”的单一标准。

世界最早的陶器之一。（资料图片）

我们的眼前仿佛出现这样一幅场景：定居或半定居在玉蟾岩的先人们，春夏之交采梅子，夏秋捞螺蚌，秋冬春初捕猎候鸟，他们在有限的互动范围内积极开拓新的食物资源；采集野生稻后，无法生吃，炊煮稻米的陶器成为迫切的需求；接下来，发生了由野生稻采集到野生稻的储藏以至普通野生稻的栽培的演化社会行为……

有了水稻，农业获得快速发展，于是有了定居村落，安定的村落和农业使得人口迅速增长，在这以后的数千年里，湖湘大地热气腾腾，迸发出勃勃生机。

■大事记

湖南旧石器考古

1987年，在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大溪桥网纹红土中首次发现旧石器时代砾石石器，这一重要发现填补了湖南旧石器的空白。

1987年、1988年，先后对常德市澧县的鸡公垱遗址进行两次发掘，共发掘出石制品约200件。

1988年、2005年，先后对常德市津市的虎爪山遗址进行两次抢救性发掘。该遗址是澧水文化类群的早期代表。

1992年，对常德市澧县的乌鸦山遗址进行正式发掘，其遗存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阶段。

1990年、1993年、2006年，先后对常德市石门县的燕耳洞遗址进行3次发掘，其遗存大致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后一阶段。

1993年、1995年、2004年～2005年，先后对永州市道县的玉蟾岩遗址进行4次发掘，该遗址分别被评为“95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20世纪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

2000年，常德市澧县的十里岗遗址出土了砾石、燧石、石英与赤铁矿石等岩性的石制品，其遗存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后一阶段。

2011年，常德市临澧县的条头岗遗址出土石制品6000余件。

2011年～2013年，从永州市福岩洞发掘出具有完全现代人特征的人类牙齿化石47枚。这些人类化石距今8万至12万年前，是东亚最早的现代人化石。

2016年，对沅江市赤山岛调查发现的枫树嘴遗址、虎须山遗址、杨腊丘遗址同时展开考古发掘，共出土石制品1000件。这是首次在湖南确认似阿舍利技术石器工业的地层和时代。

2017年，对常德市临澧县伞顶盖遗址正式进行发掘。该遗址是近年湘西北澧水流域发现和发掘的石制品数量最为丰富的中心营地遗址。

■评说

华南第四纪地层以网纹红土为特色，其间埋藏着被称为砍砸器体系的粗犷的砾石工具。这些文化遗存形成的时间、古人类群体的属性及其所处的生态环境，砾石工业传统形成的原因以及它们与西方阿舍利技术体系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焦点。很多问题悬而不决，一个重要原因是这类遗存往往采自地表，埋藏学、年代学和器物组合信息缺失。

2016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此方面取得突破，在洞庭湖地区发现了多处遗址，在网纹红土地层中发现两个文化层位，出土近1000件石制品，并初步建立起文化时代的框架。而对西洞庭盆地几处遗址的试掘，则首次在华南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中构建出“网纹红土-弱网纹红土-均质红土-黄土-黑褐色土”的文化序列，为研究区域性石器技术的演变和本土人群的连续演化，增加了新信息和新视角。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专业委员会主任 高星

30多年来，湖南旧石器时代考古有一系列重要发现与研究进展。这些成果大大提早了远古人类在湖南境内演化发展的历史。

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现的津市虎爪山、澧县鸡公垱、乌鸦山、十里岗等遗址，就搭建起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框架。近年来新发现的临澧伞顶盖、沅江赤山岛等更丰富完善了湖南境内古人类文化发展系列，进一步揭示出远古狩猎采集人群行为特点与活动的具体场景及细节。在道县玉蟾岩发现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文化遗存，将人类使用陶器的时间推至距今18000年，也为研究华南亚热带地区先民从狩猎采集到稻作农业的发展历史进程提供了实证。同样也是在道县，前几年发掘的福岩洞遗址发现的40多枚距今80000年前后的现代人类牙齿，更进一步改写了现代人类在中国乃至亚洲东部地区出现的历史。

上述成果显示，湖南旧石器考古不仅对复原本地区远古人类历史作出重要贡献，更对中国乃至东亚早期与现代人类的演化、农业起源等一系列世界史前考古学重大课题研究，都具有非常关键的影响与巨大的推动作用。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王幼平

人类什么时候开始来到三湘大地披荆斩棘繁衍生息，目前还不能确定。因为考古学家正在探索当中。但是湖南旧石器时代的历史至少早到50万年以前。如果参照邻近地区的网纹红土文化埋藏的年代，湖南人类文化的历史可以达到70万年以上。与世界历史一样，湖南的旧石器时代是一个漫长的人类童年时代。在这朦胧漫长的岁月里，尽管维持生计的工具是那样简单粗陋，文化在今天看来是那么原始愚昧，但它凝聚了人类童年的智慧。湖南旧石器文化没有欧洲旧石器文化那样复杂的石器技术，并不意味文化的落后，而是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性的选择，充分体现了务实的应对策略。

玉蟾岩的遗址文化是目前湖南旧石器时代文化最高水平的杰出代表，也是湖南旧石器时代文化长期发展的结果。目前，水稻和陶器的起源已经成为全世界学术界探索的前沿课题。玉蟾岩遗址的考古发现在水稻和陶器的起源研究中具有重要影响。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袁家荣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