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议会议员克莱尔·戴利

环球时报：欧洲议会是否已形成一股反华情绪或力量？它们从何而来？

戴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股针对中国的敌意是精心策划的。欧洲议会很多议员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我认为，事实就是如此。

欧洲议会中的反华力量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很多美国智库、美国亿万富翁资助的基金会、北约资助的组织等在欧洲运作，它们发起了一场联合运动，经常借欧洲议会的议程指责中国。美国将中国视为对其经济利益和世界霸权地位的威胁，（这也影响了欧盟的对华态度），如同美俄关系恶化给欧盟带来了压力，欧洲公司与俄罗斯合作的“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因此成为“牺牲品”。

另一方面，欧盟也在试图强化自身的影响力。于是，当一些智库、基金会等不断提供有关所谓“中国侵犯人权”的信息时，很多欧洲议会议员就将该议题放在舞台中心的位置（试图彰显欧盟的影响力）。

但实际上，这些指责违背现实。我也不认为这些欧洲议会议员真的关心人权——他们对欧洲的人权问题都不关心，我不明白他们为何要去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况且，中国还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

环球时报：您是否因为自己对中国持有的立场而在欧洲议会面临巨大压力，甚至频繁遭攻击？

戴利：我对中国的态度和对任何其他国家的态度没有区别。我的所有立场出发点是：反对欧盟在与第三国的交往中采取双重标准。

比如，欧洲议会曾讨论中国军费增加的问题。说实话，我并不希望看到中国的国防投入增加，因为我是和平主义者。但是我必须要在欧洲议会上说的是，中国军费只占美国军费中很小的一部分，甚至比西欧国家的军费少。所以我们讨论中国的军费扩张是很虚伪的一件事。

我只是坚持用同一个标准看问题，并要求尊重国际法。但很多人因此给我扣上“中国的辩护者”的帽子，他们把我们这样的人称为“熊猫拥抱者”。此类说法其实是针对中国的“种族歧视”。在欧盟这样一个每天讨论民主、反种族主义议题的机构内，这种对中国的歧视正变得日益严重，甚至越来越被政界和社会所接受。

很多欧洲议会议员本来并不反华，但如果有另外一些人经常重复所谓“巨大而邪恶的中国”等论调，它自然而然会渗透进人的意识中，尤其是当媒体也在扮演此类论调的推手的角色时。

欧洲议会议员克莱尔·戴利

环球时报：一些国家及其政客最近频繁鼓噪“抵制北京冬奥会”，您对此怎么看？

戴利：我认为这非常荒谬。一些欧洲议会议员可能会加入“抵制”的队伍中，但也有一些议员会无视这种鼓噪，他们想前去中国出席冬奥会。很可惜，这次我没有时间去中国，而且由于疫情原因，能去的人也不多。

我认为，“抵制北京冬奥会”已经被彻底“工具化”，成为针对中国“可接受的种族主义”的一部分。在媒体上经常能看到相关论调，而这在过去是很难见到的，我认为这种现象相当可怕。

人权在任何地方都应该得到保护，但却将中国单独挑出来说事儿，这主要基于地缘政治原因。这是一种机会主义的做法，实际上也会削弱我们真正保护人权的能力。一个例证是，当许多政客批评中国人权状况时，却对发生在自己国家内部和边境地区侵犯人权的行为视而不见。很多欧洲人可能不知道，有许多试图来到欧洲的移民和难民绝望地被剥夺权利，有人被关了起来，有人冻死在边境地区。我相信，中国或许也存在人权问题，但我必须先从自己的院子开始——先关注欧洲侵犯人权的状况，因为在这里，我更有能力去做些什么来改变现状。

北京冬奥会成为一些人的“抓手”，再次表明种族主义正在欧洲这个绝大部分人都认为是民主、包容、反对种族主义的地方蔓延。

环球时报：在过去一年里，多名欧洲议会议员访问台湾，立陶宛更在台湾问题上挑战北京的底线。您如何看待这些举动背后的动机？据您所知，这背后是否有台湾游说团体在推动？

戴利：我不清楚这些动作背后是否有来自台湾的游说团体在推动，但我认为，一些为“台湾独立”而游说的机构一直存在并持续活动，尽管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承认一个中国原则。

在我看来，有意思的是时机问题：为什么这些议员或者个别国家突然对台湾这么感兴趣了？如果不是他们愚蠢到不可思议的地步，那么就是他们试图以此方式羞辱中国大陆。这些人根本不是真的关心大陆或台湾或其他任何地方的人权问题，他们是希望借此获得地缘政治利益。

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最虚伪和“双标”的是，欧洲议会致力于关注台湾问题的是一个专门应对外国干预欧盟事务的委员会，而他们现在却在干涉另一个国家的内政。另一个颇为讽刺的例子是，当欧盟成员国之一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人举行独立公投时，欧盟称“这是西班牙自己的事情，和我们无关”。一转眼，他们却说遥远的中国台湾问题引发了自己“巨大担忧”。在我看来，台湾问题应该由中国大陆和台湾人民决定，这不是我们的事情。

环球时报：立陶宛一直寻求欧盟在台湾问题上同它“站在一起”。您认为，欧盟应该在这件事上采取一致立场去支持立陶宛吗？

戴利：我不认为欧盟应当就此出台整体性政策。各国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应建立在双边的基础上。立陶宛人民有权支持或纠正他们政府的对华立场。据我所知，许多立陶宛企业和个人对立政府的所作所为并不满意，因为立陶宛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以及两国关系受到负面影响。

环球时报：欧盟现在似乎把中国视为竞争者、对手，甚至威胁。您认同这样的定位吗？

戴利：我不认同，但事实是，欧盟对中国的态度趋于此类定位。正如我之前所说，这是两个因素的产物：美国对中国的敌意被灌输到欧盟；欧盟自己渴望成为一支“超级力量”。

但这样的“中国定位”其实毫无道理。气候变化等全球议题只能通过外交方式以及相互合作、彼此支持来解决。与其他国家产生矛盾后，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对话来解决。而且，我一点儿都不认为中国是一个“威胁”。

世界经济正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使“新冷战”不可能真正发生。欧盟与中国的贸易联系非常密切，在关键原材料方面也十分依赖中国。如果欧盟要制定可再生能源政策，那么必须和中国合作。

环球时报：我们注意到，您一直在为阿桑奇案发声。您觉得阿桑奇的遭遇说明了什么？现在欧洲社会对此案的主流看法是什么？

戴利：欧洲的舆论情况比美国更糟糕。我们看到不少美国媒体都在质疑起诉阿桑奇，但欧洲主流媒体没有达成这样的共识，一些媒体甚至妖魔化阿桑奇，将关注点放在他的性格等与案情毫无关联的事情上。它们忽略了问题的本质——阿桑奇揭露了美国的战争罪行。

环球时报：您说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作为“社会主义者”，您在欧洲的从政之路是否会很艰难、孤独？欧洲需要社会主义吗？

戴利：我非常反对新自由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目前在欧盟和全球很多经济体中正占据主导地位，它把财富的私有制置于人民利益之上。

当我说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时，我的意思是我反对社会不平等，希望能为普通人服务，在保护环境等方面有所作为。其实，欧洲民众和欧洲议会在很多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民众想要获得体面的工作机会、不错的收入和社会保障；民众想要住房，欧洲如今在该领域面临巨大的危机；人们不想把血汗钱花在军费或者与其他国家产生冲突等事件上，他们想要的是国与国之间的合作。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并不孤独，我的想法和欧洲人民是一样的，无论他们是否把自己称为社会主义者。

很可惜，欧盟机构现在推行的是一个新自由主义的议程，它有利于大企业、大农场，而不是人民的利益。脱离民众的是欧洲的各个机构，并不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