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冠肺炎大流行和乌克兰危机又接续冲击风雨飘摇中的国际体系，世界发展迈入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时期。以较高增长、较低通胀为特征的“大稳健时代”（the Great Moderation Era）戛然而止，美国经济陷入滞胀并面临抑制通胀与刺激疫后经济反弹、抑制通胀与防止债务泡沫破灭等多重两难境遇。疫情触发全球供应链危机，乌克兰冲突引发全球能源危机和粮食危机，美国联合盟友用经济制裁应对俄乌冲突，杀人一千自伤八百，加剧了自身困境。

发达经济体身处困境将拖累世界发展。美欧为治理通胀被迫加息将减缓增速，增速放缓甚至陷入衰退又将压缩全球需求、削减贸易和投资、抑制出口国增长。美欧加息还将导致资本流动转向，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海外融资成本上升、本币贬值，一些发展中经济体由此面临卫健、能源、粮食以及债务等方面的叠加压力。美欧自顾不暇，眼光愈发从全球治理退回国内治理。相比之下，亚洲区域国家或可在此非常时刻为改善全球治理提供更多新的思路与解决方案。

这首先因为亚洲正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越来越重要的引擎。新世纪头20年是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的关键时期。IMF数据显示，2000年到2021年，发达经济体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从79%下降到58%，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总量占比则由2000年的21%提高到2021年的42%。从区域看，同一时期美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从大约30%降至24%，欧盟从21%降至18%，而新兴市场及发展中亚洲经济体则从7%上升到25%。另据IMF估计，2021年亚洲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较2020年提升0.2个百分点至47.4%。IMF、世行等机构预测，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将大幅放缓，美国、欧盟增速将低于2.5%，而中国、印度增速仍在发达国家一倍或以上，有望成为逆境中的增长主引擎。

另外，亚洲地区发展合作的多样性、包容性是其他地区所罕见的。就合作网络而言，存在着CPTPP、RCEP等超大型区域自贸协定，还有“东盟+”、中日韩之间以及中日韩等与其他国家间双边或小多边的自贸安排，等等。正在实施或推进中的合作安排以及新型伙伴关系网络成为建构地区新秩序的基石，相当程度消解了美国在本地区主导构建排他性、歧视性安全同盟和伙伴体系的消极影响。在合作理念上，东盟的开放地区主义，中国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地区国家共同坚守的多边主义，正在替代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观，消解大国竞争思维和单边霸凌给地区带来的冲击。

亚洲需要发挥智慧预防美欧祸乱东引。近代以来亚洲饱受战乱之害，经历过殖民者入侵、帝国主义争霸战争、世界大战，冷战期间欧洲享受着冷和平但亚洲却热战频仍。冷战后亚洲还发生了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叙利亚冲突等局部战乱。纵观近现代史，亚洲战乱主要根源在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导地区命运的图谋。西方有一种思维，认为竞争是国家间关系的本质，各国必然为争夺有限资源而处于对抗状态：从全球来看，存在海权与陆权国家间的对抗，从区域来看，存在邻国之间的天然对抗。美国奉行所谓“离岸平衡”战略，利用亚欧大陆内部矛盾拉一边打一边，防止出现可以挑战美国的地区主导力量，以最小代价维护其全球霸权。美国力推北约东扩、挑动俄乌冲突是其这种战略的最新表现。

当前，俄乌冲突呈持久化趋势，欧洲核心区或陷入长期冲突与对抗。但美国仍视中国为主要“挑战”甚至对手，正推动北约向亚洲扩展，巩固旧同盟谋划新同盟，打造亚洲版北约，一体遏制中俄；掏空一中原则，推动台湾防卫“刺猬化”“豪猪化”，鼓动“台独”越界踩线，并诱拉地区国家选边站队。地区国家需要高度警惕并用实际行动抵制美欧将其治理失败“甩锅”中国，进而以“中国威胁”为借口将战祸东引的图谋。亚洲国家有着悠久的和平文化传统。冷战后，地区国家抓住全球化机遇，谋求发展自主，减少外来干预，搁置历史遗留纷争，克服意识形态分歧，包容制度文化差异，以合作求共赢，为地区争取到较长的和平发展期，成果来之不易，经验尤其宝贵，需要倍加珍惜。

全球和地区发展又走到十字路口，亚洲国家的选择非常关键。亚洲乱则世界乱，亚洲稳则世界稳。从6月份开始，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以及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等已经或将陆续上演，全球治理进入“亚洲时刻”，相信亚洲国家和人民将不负时代，为全球治理贡献更多亚洲智慧和亚洲方案。（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