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日前夕，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寻访老战士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敢将热血护金瓯 生生不息民族魂

抗战老战士展示纪念章。（新华社发）

2日，太仓市88岁的退役老兵丁明球为社区居民开展主题宣讲。 计海新 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77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民经过14年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打败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取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抗战胜利日前夕，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在江苏各地走访参加过抗战的老战士、老同志，重温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的抗战史诗，感悟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伟大抗战精神。

“一起参军的34人，只剩我一人”

“我瞄着两个鬼子的脑袋打了5枪，把他们给崩了。”回忆17岁时路遇鬼子巧计杀敌，原海军工程学院研究员、现年93岁的新四军老战士刘锡昌依然声音洪亮、意气风发。

1929年，刘锡昌生于南通海门的贫苦农民家庭。家里的房子被江水侵蚀坍塌，刘锡昌一家只能给地主当佃农，仍不能糊口，父亲只好送13岁的刘锡昌到盐城大丰滩涂种地，一个人住在四面透风的茅草棚里。

日军入侵后，刘锡昌栖身的草棚成了游击队藏枪的地方。“要是有人告发或者日本人下乡‘扫荡’抄到，那是满门抄斩。”刘锡昌毫不畏惧，1943年当民兵，1944年参加新四军。“参军前，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当兵？我就讲：日本人奸淫烧杀，把中国人不当人，所以我坚决要抗日，跟着新四军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刘锡昌被分配到苏中军区特务二团团部通信班当通信员，抗战期间经历25次大小战斗，其中一场战斗参加者只有他一人。1945年春的一天，刘锡昌背着马枪，把第二天的行军路线图和任务送到分散宿营的各个营。“那天下午三四点钟，我在大路上走，突然看见对面过来两个日本鬼子，背着三八大盖。”这时刘锡昌距敌200多米，看到鬼子马上就躲到路旁树后观察，注意到左前方有个乱坟堆。

敌众我寡，兵器又不如——三八大盖比马枪打得远。看到乱坟堆里有几个大坟包，刘锡昌跑进去，敌人跟着追进坟堆。“我占了个大坟包，把帽子拿下来，抓了一把草把帽子垫着，放在坟包的右侧，暴露在敌人看得见的地方。两个日本兵‘乒乓乒乓’瞄着我的帽子打，打得帽子周围直冒烟，而我瞄着鬼子脑袋打。”

5发子弹杀敌两人，缴获两支三八大盖，刘锡昌受到表扬。“鬼子凶残没人性，大丰裕华镇炮楼里有一个班的鬼子很难打。我们在炮楼底下点柴火往上烧，熏得他们受不了往下跳才抓到。”刘锡昌回忆，“我们每一仗都有伤亡，有时一个连上去，最后只剩十几个人。”

不屈的抗争和巨大的牺牲，终于拼来了胜利。“听到上级传达胜利了的消息，高兴啊！大家喊啊、跳啊、蹦啊，有的想回家，有的想还要建设国家。没想到这时国民党却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了大规模内战。”得到鬼子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刘锡昌所在部队正在浙东，上级命令他们向上海进发受降，不料走到吴兴时，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帮助下已经抢占了上海。

经过3年的解放战争，刘锡昌和战友打回上海。解放上海战役中因炮击身负重伤，刘老仍说他很幸运，“和我1944年正式参军打鬼子的34人，大部分经过抗战都牺牲了。新中国成立后我查过，就剩我一个，都光荣了。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是先烈用生命换来的。”刘老也多次负伤，至今颅骨中还嵌有两块弹片未取出。

“胜利了，中国人可以抬头看人了！”

8月底，南京鼓楼区一栋不起眼的公寓里，记者见到92岁的老战士郭永胜。1945年1月，他成为新四军三师二十三团看护员时还不到15岁。

郭永胜生在连云港赣榆，兄弟姐妹四人，他最小。抗战期间，哥哥姐姐先后投身抗日战场。1945年，郭永胜瞒着母亲偷偷溜到二十三团部征兵处，报名参军。“团长看我年纪太小，就把我分配到卫生队当看护员。”

经过简单的新兵训练后，郭永胜跟随部队前往山东临沂。“部队还没走到山东，我们接到通知更改目的地，往东北去。”郭永胜回忆，当时并不知道日本投降的消息，对于突然更换目的地，很多人一头雾水。

“后来团长、政委开大会，我们得知‘日本投降了！’我们要赶去东北配合苏联红军作战，并接受日伪军的投降。” 郭永胜说， “大家又唱又跳，战友还把我扛在肩上、向天上抛。”

去东北的路途艰苦又危险。“当时渡黄河，战士们化装成百姓。在船舱里，能听见国民党的飞机从头上掠过。”1945年8月，部队进入东北。很快，东北全境解放。

“到了东北，我才感受到胜利的滋味。”郭永胜感慨，“胜利了，中国人可以抬头看人了！”

“听到抗战胜利，我一门心思去延安”

回忆起1945年9月，91岁的南京市纪委原副书记杜庆堂感慨，那是决定他一生走向的关键时间点。

杜老是陕西人，童年时光在老家米脂度过。米脂中学一年级下学期开学不久，班主任董锡斌把他叫到办公室，说延安要调几名学生去中共西北局做机要工作。“那时，我刚满14岁，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一门心思要去延安。”

1943年，从延安来了两位共产党员到米脂县东街小学任教，其中一位叫郭青，担任学校教导主任。郭青在学生中建立政治学习小组，吸收10名进步学生参加，杜庆堂就是其中之一。他们每周日集中学习半天，听老师讲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1944年10月10日，13岁的杜庆堂成为中共候补党员。

1945年10月，杜庆堂等一行6人随西北局机要科到达延安，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每天翻译西北局与各地委往来的密码电报。

延安，成为杜庆堂革命之路的起点。杜庆堂说，自己不惧战争，原因是千千万万共产党员与群众心贴着心，他们以崇高的革命精神和高尚的革命品质赢得群众信任，有这个坚强后盾，革命终将胜利。 

“跟着共产党，说不出的高兴”

“我们村三个碉堡都有一门土大炮，一炮轰出去，把黄豆地的鬼子打得鬼哭狼嚎。”回忆起当年打鬼子保卫家乡的场景，95岁的原连云港市体改委离休干部晏立科激动不已。

1927年，晏立科生于沭阳县扎下乡仲大庄村晏庄的农家。9岁时，他进入私塾念书。

读书时光在1939年日寇占领沭阳后画上句号。“日本飞机扔炸弹、机枪扫射，鬼子下乡‘扫荡’无恶不作。”晏立科说。1940年，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三支队七团来到沭阳，拔伪军据点，建县乡政权。1944年，17岁的晏立科参加村模范队，“跟着共产党，扛枪杀敌，我有说不出的高兴。”

战争年代，粮食补给尤为重要，模范队的任务是打击粮食走私，不准把粮食卖到敌占区。1945年1月21日，凌晨两点，晏立科和副中队长晏立高、村长晏立兴在村西北以草堆为掩护打埋伏，抓粮贩子。天刚放亮，东南方响起枪声，“敌人来抢粮食了！”他们赶紧往东南跑，在雪地上发现日本鬼子的脚印。三人决定从后面往前打，和村里的模范队一起包抄鬼子。“鬼子听到背后有枪声，也不知道多少人，只得边打边撤退，狼狈逃回他们的‘乌龟壳’据点。”

“誓死不屈的意志和顽强斗争的勇气，让我们打败了敌人，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胜利日前夕忆胜利，晏立科感慨万千。

12岁随父参军抗日

12岁随父亲参加抗战，17岁上前线立功，原南京军区后勤部研究室研究员张继志在新四军中成长为坚强的抗日战士。

1927年11月，张继志出生在安徽省无为县洪家桥的贫困农家。抗战期间，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无为也来了原鄂豫皖红二十八军和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第四支队。“抗战初期，大家都想参军打鬼子。”张继志回忆，无为参加新四军的群众排起了长队。

当时新四军第四支队常到襄安镇这个水陆码头采购军需用品，发现读过私塾的张继志机灵又有文化，于是张继志父子俩一起穿上了新四军军装。参军后张继志先当勤务兵，1939年3月四支队东进安徽定远开辟抗日根据地，张继志从此和父亲分开，直至解放战争时期才得知父亲已过世。

在定远，张继志被派去学看护。1939年5月，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组建，四支队医疗所改为江北指挥部医疗所。“鬼子扫荡时伤病员就分散在老百姓家中，我们每天拎着篮子骑着牛，挨家挨户给伤病员换药，电影《沙家浜》反映的就是我们那时的工作。”

1942年，新四军二师开办卫生学校，张继志得到系统学习战地救护的机会。学成后回到由新四军第四支队改编的二师四旅，从此直到渡江战役，张继志一直在前方。1943年周家岗反扫荡战斗中，他首次上战场就被评为战地救护模范。

“有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有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战斗，有这么多人不愿做亡国奴，胜利是绝对的。”96岁的张继志对胜利从不怀疑。

“谁都会怕，但上阵我一点不含糊”

8月28日，徐州泉山区黄河新村，97岁的王家胜走到记者面前，身板硬朗，精神焕发。

1942年，在老家山东费县，17岁的王家胜被日军抓去挖战壕。“从早干到晚，只能领到两个红薯。不打鬼子没法活！”在同村地下党员介绍下，他加入八路军鲁南军区费县独立纵队。

在敌后打游击，艰苦难以想象。最难的是缺子弹，每人就几颗子弹，王家胜跟战友就用手榴弹“招呼”日军巡逻队。“夜里，鬼子的军靴走起来噔噔响，咱兵工厂生产的手榴弹质量好，打鬼子全指着它。”

1943年，王家胜被提拔为鲁南军区司令部特务营二连班长。有一次，日伪军进山扫荡，王家胜所在连队被包围。“突围时，离我们最近的鬼子不到200米，歪把子机枪射出的子弹从头顶飞过去，我们利用地形和敌人周旋，突出重围。”

突围后，王家胜才发现棉裤被敌人打穿好几个洞。“连长让我蹦一蹦，看到棉花头子都被打了出来！”记者问他怕不怕，王家胜笑着说：“谁都会怕，但和鬼子打仗我一点也不含糊！”

1945年1月，王家胜入党。“入党介绍人就是连长，他告诉我，共产党员要永远冲锋在前。”抚今思昔，老人感慨万千，“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全民族抗战胜利，也不会有我今天的幸福生活。”

“那是我第一次上战场”

8月26日，南通市区北郭新村，记者走进管汉邦老人的家。生于1929年的管汉邦，1944年参加新四军一师三旅七团，历任战士、连队文书，团参谋处文书、参谋等职，曾参加过耙齿凌、泾湖等战斗。

回望70多年前的抗战烽火，93岁的管老记忆深刻。1944年6月22日，七团在如东县耙齿凌遭遇下乡扫荡的日伪军。不能让鬼子逃回去！团长彭德清果断下令出击。

“这是我第一次上战场。”当时只有15岁的管汉邦，是七团最小的战士。他跟着老战士上好刺刀，做好冲锋的准备。经过3小时激战，击毙、俘虏日伪军300多人。

“老百姓称我们‘老七团’打鬼子就像吃米饭，打伪军就像喝米汤。上战场，我们就没害怕过。”管汉邦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抗战期间，七团对日作战120多次，歼灭日军1190多人、伪军8000人。

耙齿凌遭遇战七团大获全胜，但也付出沉重代价，90多名干部战士牺牲。三排副排长不幸中弹，三营副营长吴景安壮烈牺牲。耙齿凌在解放后改名景安乡，就是为了纪念这位英雄。

管老的女儿说，老人今年整理刊印个人回忆录《在新四军“老七团”的五年》。“爸爸将书赠给我们，希望大家倍加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

“村长宁愿自己吃不饱，也不让我饿着”

8月26日，在连云港市连云区墟沟街道，记者见到92岁的姜荣河。

姜荣河生在河北省清河县。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7岁的姜荣河开始颠沛流离的生活。“我刚读两年私塾。面对日军的残酷扫荡，学没法上了。”不仅如此，1942年前后冀南地区接连发生旱灾、蝗灾、水灾，老百姓的生活异常艰苦。

1945年4月，15岁的姜荣河在冀南军分区参军入伍。“村里人都拥护八路军。我两个伙伴就是八路军，他们回乡探亲，顺便把我带到部队。”回忆起入伍的情景，姜荣河难抑激动。“部队离家40多里，我一上午就走到了。因为年纪小，我被分到冀南军分区后勤部卫生处当勤务员。”

抗战年代，物资紧张，部队有时连军装都发不出来。“有一次领到白布，我们照着战友的服装样式做好却还是没法穿，因为八路军的军装是灰色的，我们只好把衣服放在锅炉灰里洗成灰军装。”

冀南平原一马平川，无险可守，正是老百姓的支持“撑”起了抗日根据地。姜荣河对此深有感触，“我第一次独自外出执行任务时，中午在一个村子落脚，村长说小战士放心吃饭，我们宁愿自己吃不饱，也不能让你饿着。”

“保家卫国，就不知道一个‘怕’字”

“敌人的武器装备精良，我们手里都是土枪土炮。但为了保家卫国，就不知道一个‘怕’字。”8月29日，96岁的陈绍斋讲起自己的经历，尽管记忆已不连贯，但仍能一口报出当年所在部队，“我是新四军独立旅战士！”

陈绍斋生在宿迁大兴集陈瓦房庄，父母务农。1938年，日寇轰炸宿迁，大量房屋被焚毁。15岁的陈绍斋找到党组织，要求“参军打鬼子”，但因为年纪小，未能如愿。他不甘心，跑到驻防当地的游击队。被陈绍斋的抗战决心打动，游击队教导员把他留在身边当通信员。

1942年1月，新四军独立旅进入宿北开展对敌斗争。有一次在会议间隙，独立旅政委罗华生看中陈绍斋的机敏果敢，将他调去当警卫员。在沭阳马厂战役中，一颗炮弹在指挥所附近爆炸，陈绍斋飞速扑到罗华生身上，爆炸冲击波掀起的泥土把陈绍斋半个身子埋进去。罗华生一边起身，一边摸着陈绍斋的头，问他有没有受伤，还表扬他“小鬼胆大”。

军号嘹亮，犹忆“颜号目”

银白的发丝间，仍能看到子弹擦伤头皮留下的痕迹；飞溅的弹片穿过右膝，疤痕至今清晰可见……91岁的王道华回忆起抗战岁月，满腔热血。

王道华1931年生于上海，后来辗转来到射阳县阜余乡。13岁那年，王道华得知表哥范振东在与日寇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便下定决心：上战场杀鬼子，而且要跟表哥一样当号兵。

1944年3月，射阳独立团一营三连经过阜余乡，在王道华所在的村驻扎下来。三天后部队开拔，王道华悄悄地跟在后面，最终如愿以偿当上号兵。

“成百上千个号谱，必须背得滚瓜烂熟。”说起背号谱，王道华犹如军号在手，“号谱老师姓颜，大家都叫他‘颜号目’，跟着他一板一眼认真学”。

日本投降前夕，新四军三师决定攻打阜宁县城，射阳独立团在射阳河南阻击残敌。1945年4月26日凌晨，三师主力攻下阜宁县城，消灭伪军2000余人，伪军长王清翰带领残部向盐城逃窜。射阳独立团在施庄以南、沟墩以北设伏。26日一早，伪军闯入“口袋阵”，射阳独立团加各区大队3000余人，经过一个多小时激战，歼敌300余人，生俘600余人。王道华身上的伤疤，便是那次战斗留下的。

王道华的不少战友长眠于战火中，其中就有“颜号目”，“我不知道他的全名，只晓得他是四川人，牺牲时42岁。他们要是能活到今天，该多好！”

“勇敢顶上去，打下淮阴城”

1944年，14岁的韩兆喜在家乡加入射阳县四区抗日武工队。后来，射阳独立团被编入新四军三师八旅，韩兆喜因此成为八旅二十四团一营二连战士。

1945年8月，日本投降，部分敌伪据守淮阴、淮安县城，负隅顽抗。根据部署，韩兆喜所在部队攻打淮阴。

“攻打淮阴，先要打下城楼。城墙三丈六尺高，我们手上的武器装备差，拼的就是勇气和胆量！攻城全靠爬梯子，敌人的机枪向下扫射，我们的战士冒着密集的子弹往上攻。受伤的战士撤下来，又一拨人补上去继续战斗。”那场战斗的残酷场景，韩老历历在目。

韩兆喜年纪小、身材瘦，爬不上城楼，就往前线一趟趟送子弹、运伤员。“说不怕是假的。但那时想得更多的，是‘勇敢顶上去，打下淮阴城’！”两淮战役中，韩兆喜所在部队歼灭伪军2000余人。

桂子山头打鬼子保秋收

“当年打鬼子，就是保家乡、保家庭！”追忆抗战峥嵘岁月，101岁的丁学和紧握拳头。

1941年，20岁的丁学和加入新四军高宝游击大队，扛起简陋的“套筒子枪”，埋伏在高邮湖芦柴滩里打鬼子。第二年，丁学和调入新四军二师五旅十三团二营四连任一排一班战斗组长，终于拥有一支“中正”式步枪。

提起1943年的桂子山战斗，丁老印象深刻。那天上午，侦察兵在六合县八浦桥抓获一名鬼子哨兵。审讯后得知，日军打算到六合县八百、四合一带“扫荡”抢粮。在团长饶守坤的指挥下，丁学和与战友们埋伏在六合县桂子山头阻击鬼子，保卫秋收。面对敌人增兵，十三团连续击退敌人八次强攻。这场持续12小时的战斗以日军撤退告终，我军共毙伤日伪军300多人。

目睹副连长、排长倒在战斗中，丁学和心中的痛久久难去。“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离不开每一位浴血奋战的战士。”丁学和说，自己能九死一生，见证抗战胜利的历史时刻，感到无比的光荣。

父亲送他到前进报译电文

“我是在父亲的带领下参加革命的。”在位于丹阳市全福路的家中，96岁的郦庆元告诉记者，过去许多事早已记不清，但70多年前当译电员、警卫员打鬼子的经历忘不掉。

1926年郦庆元出生，他的父亲郦琴同年加入共产党，以私塾先生的身份作掩护，参与地下工作。1942年，16岁的郦庆元被父亲送到新四军办的前进报社当译电员，这是他参加革命的第一份工作。

“刚开始译电100个字，至少要花半小时，但我很快就找到规律和技巧，几分钟就能译出上百字。”郦庆元的任务是收听上级电台发来的电报，译成文字，供前进报社作正面宣传用，鼓舞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与决心。

几个月后，日军“清乡”“扫荡”，前进报被迫关停。1945年夏天，组织上安排郦庆元给丹阳县县长王鹏当警卫员。日本投降前，驻扎丹阳访仙夏家村的日军打算逃跑，丹阳县委警卫部队赶到陵口方向准备拦截敌人。

“敌人在碉堡上看到我们在修工事，就没有返回陵口，而是往窦庄方向逃跑。”郦庆元跟着部队追击日军，虽然晚了一步没能追上，但缴获了自行车、军毯等物品。郦庆元表示，在当时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正是因为有人民的支持，抗战才能取得最终胜利。

五发子弹掩护全队撤退

1939年参军，参加过6年抗日战争、4年解放战争、3年抗美援朝战争，谈起战争年代的经历，96岁的江斌在家中如数家珍。

1942年3月，江斌带着一支只有5发子弹的枪，不仅掩护全队撤退成功，自己还毫发无损。“当天夜里10点多，我们重岗区大队出发赶往梅花赵庄，计划在泗洪重岗王圩南打埋伏。第二天早上部队准备在附近休息，一个年轻人跑来报告说，四五里外有鬼子维持会的人。”这让江斌非常紧张，“我们刚打过一夜仗，子弹都消耗差不多了，不能和敌人硬拼，队长就组织全队往东南撤退。他看我个子灵活小巧，让我留下来掩护大家撤退。”

江斌躲在坟堆后，等鬼子靠近，打了两枪，趁他们愣神没反应过来，顺着沟边，从大坑北往南去。因为在重岗打过游击，江斌对地形路况熟。他刚到山涧沟，鬼子一梭子机枪从坟堆扫过来，周围飞起尘土，幸运的是他没被击中。后来江斌一路向东，甩开鬼子，追上大部队。跑到区队里时，大队长对他猛夸：“小鬼你真桑（厉害），真行。”老人拿着拐杖向记者比划起当时的情形，激动得热泪盈眶，“现在想想，太刺激了！”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陈月飞 陈珺璐 倪方方  徐睿翔  徐明泽 张涛 赵一阳 丁宏波 刘慧洋 张莎沙 祝洁 薛诚李源 见习记者张韦 实习生 张俊哲

通讯员 张莉 郑冉 

感谢省委老干部局、省委党史工办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