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①：鲁婷婷在对万里长城第一墩进行测量检测。本报记者 王锦涛摄 图②：郭洪秀用铲刀劈开荆棘。本报记者 张腾扬摄 图③：尚珩在陕北长城考察中测量夯层厚度。程长进摄 图④：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金山岭长城景观。周万平摄（人民视觉）

巍巍万里长城，历经千年风雨。长城是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标志，也是祖先馈赠给我们的宝贵遗产，需要世世代代保护好、传承好。

近年来，随着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推进，长城保护与研究的力量日益壮大，其中有不少年轻人的身影。他们甘坐“冷板凳”，用丰富的专业知识、饱满的青春热情投入长城保护工作，让古老长城在新时代焕发出新活力。我们采访了3位长期参与长城保护的年轻人，听他们讲述自己与长城的故事。

——编  者

尚珩：

了解长城，保护长城

在北京平谷将军关长城进行考古发掘，去延庆八达岭长城录制《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赴山西大同拍摄关于长城的纪录片……2023年伊始，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尚珩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在长城沿线奔波忙碌。

尚珩对历史文化的喜爱始于儿时。1991年，7岁的尚珩第一次登上长城。“一口气走到了八达岭长城的北八楼。”时隔多年，尚珩依然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城墙蜿蜒曲折，一眼望不到头，非常雄伟！”

此行激发了尚珩对长城的浓厚兴趣，他开始搜罗书本和报纸上关于长城的各种信息。1999年国庆节，在家人陪同下，15岁的尚珩第一次徒步走“野长城”，每天从天亮走到日落，晚上在村里借宿。从古北口走到金山岭，再走到司马台，整整走了3天。“有时走一天都见不到一个人，虽然很累，但沿途看到历经沧桑的长城呈现的古朴、自然之美，十分震撼。”尚珩感慨。

2001年，尚珩写了一篇黄草梁长城的游记，打算发到网上，无意中搜到了由志愿者自发组建并运营的公益性网站——长城小站，发现里面有大量长城的图片和资料，让他大开眼界。尚珩随后加入长城小站，一有时间就和网友们去爬长城，那些断壁、残垣、碎石，甚至常人不屑一顾的破砖墙，都让他流连忘返。20多年来，他徒步考察了北京、河北、天津、山西、陕西、宁夏、内蒙古等地的长城，行程超过3000公里。

在一次次行走长城的过程中，尚珩感受到保护长城并非易事。“长城体量大、分布广，所在区域绝大部分经济还不发达。”尚珩坦言，“老百姓总觉得那些土垄子、破城墙，没啥好保护的。”

“要保护长城，首先得了解长城。”2007年，得知山西启动长城资源调查，正在山西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就读的尚珩主动报了名。在两年多时间里，他跟着调查组跑了十几个县、几百座烽火台，初步明确了长城烽火传报体系。

2010年，尚珩进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现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工作。10多年间，他先后主持延庆柳沟长城遗址、延庆大庄科长城遗址、怀柔箭扣长城遗址等多项长城考古发掘工作，完成“中国历代长城研究”“明代蓟镇长城防御体系考古学研究”“山西长城碑刻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等研究项目。

长城分布在15个省区市，其中北京段保存最完好、工程最复杂、文化最丰富，是万里长城的精华所在。2021年，北京选取延庆大庄科长城和怀柔箭扣长城试点开展研究性修缮。

不同于以往的抢救式修缮，研究性修缮体现出“慢慢修长城，边研究边修缮”的特点。现场勘查中，古建、材料、考古、植物学等多领域专家共同合作，从各自的专业角度提出建议，最大程度保护长城文化。“我们首次在北京长城的敌台顶部发现明代火炕和灶址等生活设施遗迹，还出土了锅、盘、碗、剪刀、铲子等生活用具。”尚珩表示，这不仅与相关文献记载相吻合，而且复原了明代戍边将士的日常生活，“这些文物没有闪亮的色彩，但是透过它们，我们可以了解戍边将士最真实的生活。”

“我们以往只是在地面上观察长城，并不了解被掩埋的部分，保护方案难以全面、科学。经由考古‘望、闻、问、切’找到长城的‘病根’，才能对症下药。”尚珩认为，无论是在学术层面，还是在现实的保护层面，研究性修缮都有着重要意义。

“长城在不断老去，要加紧研究，让它得到更好保护。”尚珩几乎每周都要去爬长城，他长城研究的脚步更是一刻未停，“我希望人们到长城参观游览时，不仅看到雄伟的长城建筑及遗迹，还能了解更多的长城故事，感受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

鲁婷婷：

当好长城守护人

寒风呼啸，吹乱了头发，眼前的姑娘顾不得去整理，她熟练地支起三脚架，架好便携式手持气象仪，认真记录下风向、温度、湿度等监测数据。“这些数据，就像长城的‘脉象’，是做好保护的依据。”她说，在甘肃嘉峪关市从事田野长城保护3年多，这是她第四十六次来到万里长城第一墩——明长城西端起点。

这位90后姑娘名叫鲁婷婷，是土生土长的嘉峪关人。研究生毕业后，她回到家乡，入职嘉峪关丝路（长城）文化研究院，在长城保护研究所田野文物保护部当起了“守关人”。脚穿登山靴，身着冲锋衣、工装裤，时而跪地测量，时而提笔记录。“这身行头，出野外方便。”鲁婷婷说，万里长城第一墩因耸立于讨赖河谷北岸绝壁之上，又名“讨赖河墩”，距嘉峪关关城6.7公里。“每次来，感受都不一样。”鲁婷婷大学的专业是文学，听着呼呼风声，她说今天是“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专业不对口，我是半路出家。”鲁婷婷刚上班时，坐了两年办公室。“2020年10月，申请转到一线保护岗位。”鲁婷婷笑言，那时觉得去一线，就是上关城。“来了才知道，是每月对散布在戈壁山林、人迹罕至荒漠中的30个不可移动文物点进行多达400余次的巡查监管，简直是‘大漠漫游记’。”她第一次出任务，车过戈壁，一路沙尘，到了目的地，有些傻眼。眼前的“土墙”和脑海中的长城差距不小：“这也是长城？”同行的前辈为她解惑：嘉峪关的长城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是典型的西北土质长城。

“和大多数人一样，说起长城，我第一反应也是八达岭，砖石坚壁。”鲁婷婷虽说生在嘉峪关，长在长城下，可过去并未留意过这些不起眼的“土墙”，“当时深感本领恐慌。”这之后，鲁婷婷开始给自己补课，借阅各类资料，“啃”大部头专著，请教同事和专家，不断丰富自己的见识。三年下来，鲁婷婷对长城的认识大为提升，掌握了各种工具仪器的使用，也了解了表面风化、片状剥落、裂隙、酥碱等各类病害的特征和形成机理。

近年来，嘉峪关长城保护已实现由看守保护向科技保护、研究保护的转变，由长城本体保护向本体和载体共同保护的转变，墙体开裂、风化等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依托精准数据，将常规监测纳入日常巡查，用数字化监测设备，每月对长城进行病害监测、图像数据采集和安全巡查。”鲁婷婷说，通过分析采集到的各类基础数据，就可判断病害形成诱因和发育速度，为制定保养维护方案提供科学依据。

“每次外出巡护，无人机、塔尺、花杆等各种仪器设备是标配；铁锹、钢钎、狗牙铁丝等材料是必备。”在去双井子堡遗址前，鲁婷婷边说边清点设备。到达巡查点，启动无人机，先俯瞰长城整体情况，再用各种测量工具，对长城本体进行测量。“墙体的变化，风剥雨蚀虫害等状况，都要记录在册。”鲁婷婷一边盯着仪器，一边搓着手。由于很多监测设备无法戴着手套操作，戈壁上的寒风很快会把手冻僵。

“收集的数据，回去后进行比对，就能做到心中有数，为保护长城‘治未病’。”鲁婷婷说，以双井子堡遗址为例，受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影响，出现了墙体裂隙、墙体酥碱掏蚀等多种病害，在每年170多天的监测与测量基础上，研究所根据监测数据第一时间采取了可逆的临时性保护措施，最大限度地减缓了病害的进一步发育，为后期制定可行的科学合理的修缮方案奠定了基础。走近修缮后的墙体，原墙和支撑加固的部分几无差别，就连色差也看不出来。“好的保护就是这样，不改变文物原状，不破坏文物价值，但排除了病害隐患。”

自明洪武五年（1372年），历经168年建设而成的嘉峪关，被誉为“天下第一雄关”。登上关城，极目远眺，野旷天低，祁连积雪。截至目前，嘉峪关市境内长城墙体有43.6公里，关堡8座，烽火台和敌台共49座，每个月，鲁婷婷和同事都要将每个点巡查一遍。“长城保护，任重而道远。”鲁婷婷说，“我将扎根基层，扑身一线，当好长城守护人。”

郭洪秀：

披荆斩棘守长城

2022年12月4日5时20分，河北秦皇岛市卢龙县发生3.8级地震，惊醒了不少居民，好在没有人员伤亡。

一大早，卢龙县文旅局工作人员赶紧在微信群里通知全县长城保护员们，检查长城各段是否有损坏情况。收到信息，32岁的刘家营乡桑园村长城保护员郭洪秀穿戴上厚厚的棉衣手套，带上垃圾袋，扛着一把铲刀，便骑上摩托车出发了。

郭洪秀一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祖孙三代人接力守护家乡的野长城，如今他已是第三代长城保护员。他守护的这段长城离县城有30公里远，四面群山连绵，山势巍峨，山路崎岖，摩托车颠得上下起伏。

到了山脚下，摩托车上不去，只能靠双脚。漫山遍野的荆棘，有的能长到半米甚至一人高，隔着棉裤都被刺扎得生疼。每走几步，郭洪秀就得用手里的铲刀劈开荆棘。遇到陡坡，还得手脚并用向上爬，山上乱石多，一踩就滚落，光爬上长城就得费半天工夫。“不过，正是因为这段野长城偏远难走，所以遭到的人为破坏也较少，主要是自然风化的破坏。”郭洪秀说，如今他的工作主要是巡查长城有没有损毁或坍塌，“如果看到垃圾，也要及时清理走。”

郭洪秀负责的长城段共有四座烽火台，有一座保存较为完好，分为上下两层，被当地人称为“正楼”。它的底座是红色条石，上面才是褐色墙砖；窗户内侧还能看到红色拱石顶着窗户，防止坍塌。“修建长城时就地取材，这些红色砖石就是我老家的石材。我有责任保护好长城。”郭洪秀自豪地说。

每次上山，在山顶烽火台里坐一会儿都是他最惬意的时刻。“小时候，爷爷带着我在城墙上、烽火台里找弹孔。爷爷说，这都是抗日战争时期留下的。”郭洪秀回忆，爷爷作为第一代长城保护员，那时经常带着他上山巡长城，“他总说，长城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产，是历史，不能毁了。”

前年，郭洪秀的父亲在巡查长城时扭了脚，脚脖子一下子就肿了，走不了路。“当时四周除了群山，不见人影，手机也没有信号，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郭洪秀说，父亲只好找了根粗树杈当拐棍，一瘸一拐滑着下山。走了几个小时，手机才有信号，终于联系到家人。“大伙儿在山腰上找到他，轮流把他背下来的。后来父亲在家躺了一个多月才能正常下地。”

这次扭伤让郭洪秀父亲的脚留下病根，没法再爬长城了。从此郭洪秀成了家里巡查长城的主力。几十年来，祖孙三代的坚持虽然辛苦，但一家人都表示，能为保护长城尽到自己一份力，再辛苦也值得。

作为年轻一代的长城保护员，郭洪秀希望能攒钱买台无人机，将来可以站在山脚下，飞无人机巡护长城，“听说有些款式无人机有摄像头和语音警报功能，这样可以更加及时便捷地巡护长城。”（本报记者 施 芳 王锦涛 张腾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