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7月17日报道 美国《外交》双月刊网站7月13日发表题为《冷战陷阱》的文章，作者是贾斯廷·威诺克。全文摘编如下：
当美国决策者和评论人士需要指导时，他们习惯性地求助于冷战。他们从冷战时期的事件中汲取教训，向冷战时期的人物请教，并将冷战时期的特点与当前进行比较。冷战历史给关于美国对待世界的态度的辩论设定了措辞。美国总统乔·拜登最近断言与中国“不需要一场新冷战”，只是一个反映了整个外交政策界在进行分析时的习惯性思维方式的最引人注目的例子。
深受冷战观念束缚
这种冷战冲动阻碍大于帮助。如今的现实与冷战历史间的不一致阻碍着寻找美国新战略的努力。大约80年来，美国的政策一直基于该国在经济、军事、技术和政治实力方面的优势地位。这种主导地位使美国能够设法让在二战中过度扩张的轴心国无条件投降、遏制曾经崛起但在战争中受重创的苏联以及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实现政权更迭。如今，大多数分析人士一致认为，美国在全球GDP中所占份额不断下降、军事优势不断缩小、技术优势不断减弱以及外交影响力日渐式微，这意味着华盛顿很快将自二战以来首次面临一个多极世界。然而，美国人仍被一个正逐渐逝去的时代——当时他们的实力至高无上——的观念所束缚。
冷战历史已成为制约美国人对世界看法的桎梏。冷战历史支配了他们对过去的认知，扭曲了他们理解冲突、对待谈判、认识自身能力甚至分析问题的方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冷战历史将辩论范围限制在一个不同寻常、已成为过去的时代的各种可能性上。这一狭隘的参照系误导了那些试图从冷战中汲取教训的人、使千百年来的历史灵感在那些试图超越冷战的人眼前变得模糊起来。
政治学家理查德·诺伊施塔特和历史学家欧内斯特·梅曾警告读者，要警惕那些尽管无益或具有误导性、但在决策者的分析中占据支配地位的历史类比。冷战已成为这样一个类比。就拿一个关键指标衡量，哈佛大学的“避免大国战争”项目表明，美国在全球GDP中所占份额已从二战后的50%降至1991年的20%左右和如今的不到17%。正如曾任副国务卿的中情局局长威廉·伯恩斯2019年在本刊撰文所说，“美国不再是地缘政治领域内唯一的大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摆脱无益的冷战框架：研究更多历史。
从历史中寻找答案
美国人要想清楚地思考他们应对多极世界的方式，就必须了解那些成功应对了以往种种多极秩序的国家。分析人士可以考虑19世纪的维也纳会议。这次会议在拿破仑战争后重组了欧洲，以便更好地管理两种冲突：一种是权力冲突，由以安全联盟和冲突解决制度加以保证的新领土安排予以应对；另一种是治理冲突，由关于治理原则的多项协议和保守派各国组成的一个联盟予以应对。或者，决策者可以考虑19世纪末开始的英德对抗：在此期间，英国与德国间存在互利的贸易关系，同时又展开地缘政治竞争。这些事例使我们较容易想象美国与中国可能会如何理清和管控在贸易、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等领域内的争端，而不是听任冷战全面展开。
历史也许还能改变分析人士对与对手做交易的看法。20世纪初，曾发生类似情况：英国与其老对手法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和解，以减轻保护殖民地的负担、集中力量对付崛起中的德国。在这场对抗中，从19世纪90年代末到20世纪10年代初，伦敦和柏林多次试图通过就两国的海军和殖民地举行会谈来缓和较量。在中国历史上，王朝与敌人做交易的例子不胜枚举。汉朝和宋朝均制定了详尽的条约、贸易和外交制度，以便与无法在战争中击败的强大邻国共存，同时努力增强自身的相对实力。在美国的主导地位衰落之际，这些历史事实表明，国家能够通过确定多个目标的优先顺序、权衡取舍以及改变伙伴关系来弥补其弱势——这种思维和行动方式与冷战时期僵化的二元对立有着天壤之别。
历史还有助于分析人士学习如何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中进行管理的能力。17世纪初到18世纪末，由于未能在竞争与资源之间取得平衡，过度扩张的荷兰跌出了大国行列。除了越南战争这一重要例外，冷战历史并未使美国人习惯于各国在未能使目标、方式和手段相一致时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须改变看世界方式
这些以及其他此种历史事实有助于使美国人敏感起来、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看世界：一种基于可容忍的权衡取舍而不是不妥协的方式；一种基于确定多个目标的优先顺序这一困难举措而不是全面胜利的方式；一种基于切实可行的政策而不是狂热的方式；一种基于将军事和经济力量与外交相结合而不是蛮力的方式；一种基于与美国人既不能改变也不能忽视的人共存的方式。
当然，美国人不可能通过照抄某本古老的战略手册找到简单答案。他们必须始终从自己所处的地点和时间的独特之处开始，如文化价值观、国内政治、科技进步以及当今种种跨国问题的前所未有的要求。他们也不应该矫枉过正、忘记冷战。
要想在即将到来的多极时代取得成功，美国必须打破冷战桎梏。如今，美国外交政策界正在历史局限内苦苦挣扎——这种局限削弱其想象力，不应该存在，如果分析人士通过更深入地了解过去来拓宽自己的视野，很容易就能突破这种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