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中美对话)芮效俭：美国“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为何不可行？

　　中新社北京10月29日电 题：芮效俭：美国“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为何不可行？

　　中新社记者 王恩博 曾鼐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多次提出所谓“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这种方式是否可行？中美到底应以何种姿态进行对话？

　　中新社“东西问·中美对话”邀请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与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Stapleton Roy)展开对话。这位出生于南京，又曾在成都、上海等地度过青少年时光的美国资深外交官认为，美国必须停止从霸权的地位思考问题。美中应负起作为大国的责任，不让政治体系差异阻碍合作。

资料图：芮效俭。中新社记者 邓敏 摄

　　现将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王辉耀：您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从少年时期就了解中国，并关注中美关系多年。您对中美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什么看法？

　　芮效俭：在过去5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相信中国不断增长的财富和力量不会威胁到美方重要利益，双方间的分歧可以通过外交和协商来处理。现在的情况不再是这样了。

　　要理解其中发生了什么，首先要认识到美国和中国都处于影响其各自世界地位的根本性转变之中。美国正努力适应其不再是唯一超级大国的国际形势。这并不是因为美国实力下降了，而是因为其他国家已经上升到大国地位，中国是首当其冲、也是最重要的例子。一个新的多极世界正在出现。美国不愿意放弃其自冷战结束以来的主导地位，不愿意接受为建立一个新平衡而作出的必要调整，这毫不奇怪。同时，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美国国内社会和政治的两极化损害了其国际形象，而可靠性是我们判断一个大国形象的重要标准。反过来，中国在非常短的时期内，重新获得了作为大国属性的财富和军事力量。这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心理，也将改变中国的行为模式，令其更加自信。这是美中双边关系急剧下滑至半个世纪以来最低点的两个关键背景因素。

　　幸运的是，尽管有一些表面上的相似之处，拜登政府与其前任仍有着根本不同。拜登政府正小心翼翼地行动，以消除内部分歧并采取可持续的政策。对美中关系特别重要的是，美国政府已经重申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同时也在寻求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定期磋商模式。

　　实际上，美国对华强硬态度与其东亚盟友利益并不相符，他们并不希望看到该地区被分裂成中美两大阵营。换言之，如果美国试图与其东亚盟友合作，就将发现他们并不支持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我认为这会对美国政策产生深远影响。

资料图：中国国旗和美国国旗。 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王辉耀：我们希望通过对话来探究如何缓和中美间摩擦，其中一个非常令人关注的问题就是病毒溯源。您对此有何见解？

　　芮效俭：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尤其应该合作而非相互争斗。我认为追踪病毒来源是很重要的，我们对如何溯源病毒这一问题有着各自看法。但基本的一点是，疫情威胁着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如果世界上的两个主要国家不能齐心协力应对共同威胁，那么就会发生对我们双方都不利的事情。我们需要仔细想想，是什么问题阻止了我们在这个重要议题上开展合作。

　　王辉耀：美国常说，“中国没有和我们汇合，没有成为我们的一员”。然而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制度，这种制度在抗疫上也有一定优势，并不一定要与美国一致。从一位美国前驻华大使和一个中国通的角度，您怎么看中美的未来？

　　芮效俭：如果中国或美国将达成支配地位作为目标，就不可能达成新平衡，因为这会让另一方难以接受。在东亚必须形成力量的平衡，否则我们就会不断地在战略上与对方竞争。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把战略竞争视作重点是绝对错误的一个原因，因为战略竞争总是集中在军事领域，这最终会产生一场无休止的军备竞赛，资源也将被迫从经济发展转移到军事发展。我认为美国现在必须停止从霸权的地位思考问题，拜登政府引入“从实力的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这一概念是错误的。任何人都明白，中国永远不会在此基础上与美国交涉。

　　国家利益必须在不排除和平共处可能性的前提下来界定，所以我认为中美关系有巨大发展空间。对于中国和美国来说，双方不应只从国内驱动因素来看待世界。他们必须以客观的方式看待世界上的外部环境，然后在确保国内支持的情况下制定与其所在国际环境相应的外交政策。美国还没有做到这一点。例如，东亚地区所有国家与中国的贸易都比与美国的贸易多。很明显，如果我们要求亚洲国家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他们不会愿意，因为其与中国有非常重要的利益关系。我们必须明白，我们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方针以及我们谈论中国的方式，决不能简单要求各国在中美之间作出选择，这是一个错误的外交政策制定方式。

1971年7月，周恩来总理会见秘密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王辉耀：中国新任驻美大使秦刚抵达美国并发表讲话时提到，50年前，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叩开了中国的大门。中美关系的大门已经打开，就不会关上。您对此如何看待？

　　芮效俭：我认为基辛格博士50年前对北京的访问非常值得纪念。因为它说明，当国家利益能够通过合作得到满足时，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就无法阻挡这种合作。制度差异已经成为美国考虑中国时的一个大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确实影响了合作，但不应该在符合国家利益的时候阻止合作。

　　美国国内有一些力量出于对政治制度的不同考虑，想阻止与中国的合作。但我们需要想想，尼克松和基辛格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还未结束，两国间政治体系差别巨大之时与中国恢复关系的。如果说当今世界对于美中作为大国的责任有什么要求的话，从基辛格访华中我们就能得出，两国的责任就是有必要进行合作。我们不应让政治体制差异阻碍这种合作。所以我认为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访问。从历史上看，它为美中合作创造巨大共同利益提供了可能性。而这些共同利益，在我看来，有必要继续维持且推进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