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陈子帅】编者的话：新一届美国国会已运转了一个多月。这期间，对华“秀强硬”成了部分众议员的“拿手好戏”。从成立“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到试图限制美国向中国出售战略石油储备，从为捞取好处频打“台湾牌”到炒作“2025年中美开战”，从胁迫拜登政府打压中国再到利用中国议题制衡拜登，在新当选众议长凯文·麦卡锡的带领下，这些美国政客在涉台、人权等问题上对华的调门越来越偏激，也越来越无政治底线。去年中期选举，共和党以微弱优势赢得众议院的控制权，这让美国众议院在对华强硬方面又多了一些“共和党烙印”。“共和党烙印”日益凸显，已引发美国各界的质疑和担忧。
麦卡锡 资料图
对付中国，麦卡锡有意“培养队伍和新人”
麦卡锡在当选众议长的第一周时间内，不仅成立“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还禁止美国将战略石油储备出售给中国。当地时间1月10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365票对65票的压倒性表决结果批准成立“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12日，一项名为《保护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法》的法案又在众议院以331票支持、97票反对获得通过。据报道，该法案禁止把从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中释出的石油出售给任何受中国官方控制、所有或影响的实体，除非能确保这些石油不会出口到中国，而“所有的反对票都来自民主党”。
从2020年成立“中国工作小组”到现在的“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为对付中国，麦卡锡费了不少心思，也在有意“培养队伍和新人”。在众议院发表具有煽动性讲话时，麦卡锡表示“过去数十年来美国通过各项政策，让中国加入国际体系，但作为回报，中国输出了压迫、咄咄逼人的行为和反美主义”。在对中国进行毫无根据的污蔑时，他说：“今天，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不断增长，我们不能再彼此内斗……我听到两党同事都在讨论共产主义中国所构成的威胁非常严峻。我完全同意。这个议题超越了我们的政党，而成立特设委员会是应对这个问题的最好途径。”他还在推特上渲染说，该委员会将“曝光和打击中国对美国的网络、贸易和军事威胁”。
在美国空军四星上将迈克·米尼汉日前臆测所谓“2025年中美开战”后，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新任主席迈克尔·麦考尔就急着炒作这一话题。来自共和党的麦考尔近日表示，要进一步阻止美国与中国的科技产业往来。2020年5月，麦考尔被麦卡锡任命为“中国工作小组”主席后，就试图将新冠病毒的起源栽赃给中国。同一年，他呼吁对涉嫌在美国大学从事间谍活动和虚假信息活动的中国人士展开调查。麦考尔利用“中国工作小组”主席身份，还在涉疆、涉台等问题上攻击和抹黑中国。去年6月10日，麦考尔主持“中国工作小组”圆桌会议，讨论打压中国芯片进口的问题。此前一天，他还言辞激烈地施压拜登政府，让美国继续打压中国的太阳能产业。
《环球时报》在美国去年中期选举前曾重点介绍过几位“80后”众议员，其中包括特朗普的“铁粉”爱丽丝·斯蒂芬尼克、嫌佩洛西“不够反华”的盖伊·瑞森绍尔、扬言对中国“欠债不还”的布莱恩·马斯特和痴迷于冷战狂想的迈克·加拉格尔等。中期选举后，这几人不仅获得连任，有的还占据一些重要位置，如斯蒂芬尼克继续担任国会众议院共和党党团主席，瑞森绍尔为军事心理健康工作组联合主席。这其中，最夺人眼球的还是出生于1984年的加拉格尔，可以说，他颇受1965年出生的麦卡锡“器重”。2020年5月，时任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的麦卡锡为应对“跨领域的新旧中国威胁”成立“中国工作小组”时，“逢华必反”的加拉格尔和“70后”安迪·巴尔就位列15名初始成员之中。中美两国的国际问题学者都认为，由他牵头新成立的“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将会推出更多反华法案。
安迪·巴尔也是“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新成员，此外，他还担任过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金融机构和货币政策小组的负责人。律师出身的安迪·巴尔在投票支持成立特设委员会的演讲中大肆渲染，称“美国企业和投资者助长了中国的‘恶行’”。他2021年提出一项议案，鼓动美国专门调查所谓中国“在教育领域的间谍活动”。前不久，安迪·巴尔还别有用心地发表了一段拜年视频，他表示：“新年快乐！致美国华侨和华裔美国人。向我在中国出生的美国叔叔送上最美好的祝愿！”
“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成员达林·拉胡德出生于1968年7月5日，早年也担任过律师。2017年，拉胡德曾以众议院“美中工作小组”联合主席的身份访华。相关资料显示，成立于2005年的众议院“美中工作小组”是一个旨在促进美国国会议员对亚洲，特别是对华关系理解的跨党派非正式组织。疫情暴发前，“美中工作小组”代表团曾多次访华，与中国领导人、政府官员和经济界人士就美中两国共同关心的重要议题交换意见和看法，扮演着沟通中美关系的重要角色。按理说，达林·拉胡德本应对中国有更多亲身了解，为推动中美关系发挥一些积极作用，但他的对华言论却背道而驰。2022年中期选举前，在与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对话时，达林·拉胡德妄言：“尽管中国采取了强烈的反制措施，但我认为在（佩洛西窜台）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被中国欺负。”他还多次就所谓新疆人权问题和中美贸易问题说三道四。
他们打着“反华”旗号，背后是各有所图
在众议院各委员会主席名单中，还有多位对华强硬派人物。如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迈克·罗杰斯经常炒作“中国威胁论”；担任众议院监督和问责委员会主席的詹姆斯·科默疫情期间炒作“中国实验室泄漏病毒”；担任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的马克·格林曾提案，鼓动特定制造业从中国转移到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并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充满敌意。此外，有分析认为，相较于民主党议员更关注的涉疆、涉港以及人权等问题，共和党议员更关注军事对抗等问题。
谈到美国众议院中的对华强硬派，特别是最近几位异常活跃的共和党议员，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副所长、研究员袁征告诉《环球时报》记者，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际地位不断上升，美国一些人忌惮中国拥有改变国际秩序的想法与能力，因此受霸权主义思维主导的美国战略界、政界焦虑感上升，遏制中国成为主流共识。美国一直企图将其所奉行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输出到全世界，但当下更多发展中国家欣赏中国的价值观体系与治理模式，而美国社会持续撕裂、政治极化现象凸显，这让美国在对外扩张时遭遇美式价值观崩塌的危机，因此美国政客感到了意识形态层面的压力。
袁征认为，西方媒体近年来恶意大肆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论”，引导民众产生反华情绪和焦虑感。在此背景下，为赢得选票，一些美国政客以“反华”姿态来迎合选民感受。同时，许多共和党议员并不了解中国，而他们之所以针对中国，是出于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他们试图通过提出反华议案来对民主党以及拜登政府形成牵制。特别是美国国内矛盾与政坛乱象难以调和，所以美国政客通过在外部树敌来缓解国内压力，利用“中国问题”助推国内政治议程，渲染自身政绩。还有些议员认为“反华”成本低、政治风险小，投票支持反华议案是一种“政治正确”。
长期研究美国国会的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强舸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正是由于美国的内部混乱无计平息，新一届国会议员才更要用国外的问题来加大关注度。尤其是经验相对少的新晋议员，他们兑现向选民承诺的资源和能力还不足，对一些人来说，“骂中国”反而是一个容易做并能够博出位的“好选择”。他认为，年轻的共和党众议员人微言轻，很难酝酿出针对中国的大事件，他们只能在舆论上造势，并不会对中国产生多少实质影响。
“让反华政客付出更大代价”
一些美国舆论认为，国会共和党人对华采取更强硬立场，将进一步导致美中双边关系的不稳定。《华盛顿邮报》刊文称，“在中国问题上，美国国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但华盛顿的政客对此不在乎。美国对华筑高墙，却让本国企业遭受数十亿美元的损失。”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近日在报道“进步派正在打造自己的政策议程”时分析说，民主党左翼将在国会拥有更大影响力，包括在外交政策方面。文章称，国会进步核心小组的阵容将扩大到上百人。针对华盛顿“鹰派”在涉台等问题上的对华政策，进步派也在酝酿新的反对意见。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奥汉隆等美国学者也认为，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在中国问题上的“政治优越感”会破坏美中关系。
在袁征看来，麦卡锡在对华认知上存在偏差，不能客观地看待中国的崛起，这将导致以他为首的一批极右翼反华议员采取偏激行动，可能会在涉台、涉疆、涉港、南海、人权等问题上的操弄更加极端、非理性，这反而会给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带来负面影响。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美国众议院对华强硬言行将激发中国百姓的爱国主义热情，让大家更深刻地认识到美国霸权主义的丑恶嘴脸，增强中国内部的凝聚力。
“在对华问题上主张强硬的‘鹰派’议员未必都是顽固的反华分子。”袁征分析说，严格意义上讲，参议院的死硬反华分子不会超过20人，众议院的死硬反华分子不超过50人。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许多“鹰派”议员并未到访过中国，他们对中国的印象多源自西方媒体戴着“有色眼镜”的报道，因此，中国首先可以多与他们进行对话和交流，甚至邀请他们来华参观，让他们多角度地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内政外交和价值观念，不仅要纠偏他们“中国不堪”的假想，还要让他们认识到美国文明也只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不同文明和国家间要相互尊重。
袁征表示：“如果对话的方式不奏效，那么可以从议员的选区入手，让那些与中国有商业联系的企业和个人去和议员沟通，因为议员最在乎选民中最重要利益群体的想法。一些对华‘鹰派’议员并不会马上改变强硬态度，但会在一些涉华问题上缓和语气和立场。”他建议，对那些不讲道理的顽固反华分子，可以对他们进行“冷处理”、不予理睬，过度关注反而成为他们的政治资本。
对加拉格尔这样有些影响力的活跃反华派，袁征建议，可以在平时给他们“记一笔账”，并在关键时候予以痛击，如限制议员所有亲属与中国往来，制裁与他有关联的所有企业，这同时还能对其他议员起到威慑作用，让他们在采取极端反华态度时有所忌惮。
相关学者认为，随着中国不断强大，反华政客受到的惩罚会更沉重，代价会更大。一些跨国企业考虑到涉华业务，不再有意聘用那些被中方制裁的政客。中方还可以挖掘大数据，惩治与这些政客相关的公司、机构等。充分掌握他们之间的相关性后，能更加有效地打击这些政客，反制手段也能更有威慑力。
强舸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美国2024年将迎来大选，如果共和党政客将过多精力放在中国议题上，那么将会牵扯他们的大量资源和精力。他同时认为，本次共和党仅以微弱优势赢得众议院控制权，并且麦卡锡经过15轮表决才当选众议长，弱势议长身份以及两党相争，都可能会大大限制麦卡锡的“搞事”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