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大运河申遗10周年，江苏境内的大运河相关文化遗产点极为丰富，江苏考古在大运河干线及重要支流区域开展了大量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从珍贵文物到遗址遗迹，每一项发现都如同耀眼明珠，串联起大运河辉煌的历史篇章。这10年间，大运河考古有哪些令人瞩目的发现？这些考古成果又是如何反映沿岸城市的发展变化和不同地域的互动交流？

大运河是人类史上水利工程杰作

2014年6月23日，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中国大运河的价值如此评价：“大运河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水利工程杰作。”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所副所长李云鹏认为，中国大运河上水利工程类型丰富、数量众多、分布广泛，几乎涵盖了所有传统水利工程类型，堪称古代水利工程博物馆。

今年春节期间，淮安古末口遗址博物馆对外开放。“淮安城因末口而起，自此开始，繁荣至今，已有2500年的历史，可以说末口是淮安城的原点。”博物馆内，讲解员绘声绘色地讲述着末口的历史。

淮安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所长胡兵告诉记者，2017年7月，古末口遗址附近一地块经考古发掘，发现了部分砖结构墙体，后被认定为宋代邗沟盘粮过坝码头遗址。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挖邗沟，沟通了长江与淮河。邗沟与淮河的连接点因为处于邗沟末端，所以称为“末口”。到明朝永乐十三年（1415年），水利专家陈瑄开凿清江浦连接淮安与淮河，避开了清口至末口间的水流之险，从此南北行驶的船只极少经过末口。“在春秋至明代2000年左右的时间内，历代无论如何拓展运河，末口连接江淮这个中心原点始终没有改变。”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与水利遗产专委会会员、淮安市政协特聘文史专家戴甫青说。

古末口遗址博物馆陈列着在遗址发掘的4处砖墙体结构，分别为闸坝和码头等设施。“这段遗址反映了宋元时期的闸坝水工技术，填补了古末口没有遗存的空缺，也填补了淮安2500年的城市发展史，印证淮安是南北交通枢纽、运河之都、国际港口的重要地位。”该馆馆长靳渊阐述此次发掘的重大意义。

明朝中期以后，末口逐渐被废弃，来往船只由清江浦入淮河。清口处于大运河与淮河交汇处，黄河夺淮后，淮安清口以下形成黄淮合流，水患频繁。戴甫青表示明清两朝就有“清口通则全运河通，全运河通则国运无虞”之说，康熙多次到清口视察，可见清口的安危关系漕运能否畅通。

如今，“清口枢纽遗址”石碑静静地伫立在三闸遗址古运河边。淮安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祁小东介绍，2020年—2023年，淮安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组织专业队伍，开展清口水利枢纽遗址的考古调查勘探工作，对大清口遗址、甘罗城遗址周边区域等20多处遗产点进行了调查勘探，清口运河枢纽的复杂演变得到了一系列新认识。

明末著名的治河专家潘季驯提出“蓄清刷黄”的治河主张，为保证这一方略的顺利实施，明清朝廷在清口建设了一系列的水利工程，从而使清口枢纽工程同时具备了御黄、济运、保漕等综合功能，也衍生出来古碑刻、镇水铁牛等诸多遗迹。“清口枢纽是大运河上水系关系最复杂、水利工程设施最密集、变迁最剧烈的节点区域。”李云鹏说。

此次发掘新发现古遗址5处，分别为甘罗城遗址、明万历运道与通济闸遗址、清康熙旧运河与天妃闸遗址。祁小东认为这些运河遗迹的发现对于淮安水利史以及相关设施的年代，确认古运河河道、运口位置的变迁等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大运河上的水闸是保障大运河安全、稳定运行的重要设施。

曾被誉为“江北第一闸”的拦潮闸，位于仪征市市区南侧，属于大运河水系中仪扬运河真州段故道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周赟介绍，2023年，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仪征市博物馆联合对仪征市南门大码头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较全面地揭示了拦潮闸、仪扬河故道、玉带河等历史原貌。

宝应刘堡减水闸是明代运河水利工程的一处重要遗存，经2014年至2015年清理发掘，为确定明代里运河、弘济河河道变迁提供了精确的地理坐标。

运河带来两岸城镇的兴盛繁荣

开凿大运河，是为了发展经济；而大运河的开凿，又使两岸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如果沿运河进行考察，不难发现运河城市及沿线社会经济的发展明显高于非运河城市。”《中国漕运史》作者、淮阴师范学院教授张强说。

扬州位于大运河与长江的交点，是因运河而兴的城市，唐代中晚期成为全国经济中心，当时谚称“扬一益二”。自2022年起，扬州唐城考古工作队对该遗址开展有计划的主动性考古发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睿介绍，通过发掘，对唐代扬州城格局得出新的认识，即唐代扬州子城南城墙和罗城北城墙并非一道城墙。同时，对区域内建筑基址群的布局进行了探寻发掘，取得一些线索性的重要成果。

杜牧有诗：“街垂千步柳，霞映两重城。”扬州知名学者黄继林解释，“两重城”一般是指罗城和子城，子城最初沿用隋代的江都城，位于北面蜀冈之上，又称“衙城”，是衙署集中地区；南为罗城，位于蜀冈之下，也称“大城”，是居住区和商业、手工业区，罗城的兴建与运河密切相关。安史之乱后，扬州因运河商业繁荣，逐渐从政治军事城堡转向为政治军事首府和经济文化城市。北方大量的人口南迁扬州，商业、手工业和居民区向蜀冈山下发展。唐代中晚期，出于防卫、管理的需要，修筑了城墙，罗城由此形成。此外，与唐罗城城池位置相关的河道有春秋吴邗沟、汉代运盐河、隋唐大运河（淮南运河）等，因此对该遗址的发掘工作，对扬州城市规划和运河历史变迁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淮安因运河而起，因漕运而兴，演绎过“南船北马，九省通衢”的繁华。10年来，多处遗址的发掘，可折射大运河淮安段数百年沧桑变化。

据胡兵介绍，板闸镇是一座因运河闸座而设钞关、因钞关而兴盛数百年的城镇。2021年—2022年发掘的板闸镇遗迹中，不仅可见人类活动密集，而且反映出板闸镇由于经济发展由中心逐渐向外扩张的过程。2022年发掘的庆成门遗址，展现了宋代到明清淮安城门、城墙的营造技术，见证了淮安城“因运河而兴，因运河而衰”的发展演变。2022年—2023年清江浦区石塔湖周边A地块考古发掘，共清理房址98座等，出土器物共计609件，其中大多为青花瓷器。这些房址中有沿街商铺和普通民居，路网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共同构成了一处繁华的古代街巷遗址。2023年发掘的淮安区新路遗址，是一处典型的街巷类遗址，形成于明代晚期。从道路、院落、街巷、商铺的分布反映了该地因漕运带来的商业繁华。

运河极大带动了沿岸区域物资交流和商业流通。太湖和钱塘江地区的漕粮、贡赋，甚至两广地的物资，都是由运河送到北方各地；北方的物资经江北运河过江南运河转输东南江浙一带，因“运”而兴的城市也成为南北的商埠重地。

2020年，单霁翔推出作品《大运河漂来紫禁城》，书中介绍，在紫禁城600年的历史中，与苏州的联系尤为密切。

陆慕元和塘古窑址位于苏州相城区元和街道元和塘两侧，2022年发掘后认定，元和塘古窑遗址不仅是南宋时期的“平江官窑”，还是目前苏州已发现的古窑遗存中分布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数量最多、面积最广、保存最完整、等级最高的窑业遗存。南宋时运往临安（今杭州）的皇家陶器，明清时运往北京的“金砖”，都是由此处烧制，通过运河完成运输。

苏州御窑金砖博物馆，全国独一无二的以展陈“御窑金砖”为主题的博物馆。苏州御窑金砖博物馆副主任沈梦婷介绍，明清时，金砖只铺设在皇家建筑的室内，包括紫禁城三大殿、天坛、陵寝、圆明园等建筑中使用。明如镜、声如磬的御窑金砖，支撑了紫禁城数百年的根基。清代金砖烧制兴盛时，苏州有72户人家、78个窑址为皇宫烧制金砖，被指定为“官窑”。

镇江京口闸，处于长江下游南岸，长江与大运河在这里交汇，由此成为历代千里漕运的“咽喉”。镇江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霍强介绍，2011年—2014年，考古队对该地区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探明京口闸遗址范围及相关的文化地层、遗迹分布情况。此次在元代地层中，出土的祭祀供器数量之多、器形之大，在之前的考古中尚属首次发现。

近年来，江苏考古除了发现东台缪杭遗址、大丰后北团遗址等不同历史时期的盐业生产聚落，还发现了大丰丁溪、东台西溪等串场河沿线淮盐运输管理类遗址及仪征拦潮闸淮盐入江稽查征税类遗址。“淮盐通过串场河与大运河之间的水系，或南下入江行销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或通过大运河北上进入中原，两淮盐业与大运河共兴共荣。”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陈刚说。

运河有力促进了文明交流互鉴

“苏州黄泗浦、樊村泾等港口遗址实证了大运河连接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有力促进了文明交流互鉴。”在6月22日晚，在“何以中国·运载千秋”网络主题宣传活动“江苏时刻”环节，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省文物局局长拾峰说。

黄泗浦遗址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入选“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现在的黄泗浦距离长江约14公里，但是在唐宋时期黄泗浦则临近长江喇叭口的位置，有着通江达海的有利条件。从黄泗浦遗址中发现的唐代寺院等遗迹，可以证实这里是唐代高僧鉴真第六次东渡日本的出发地。

“黄泗浦港是唐宋时期一个重要的对外贸易地。”张家港博物馆馆长钱峻说。无数的瓷器、丝绸、茶叶等珍贵商品，特别是南北各大瓷窑产品通过运河或长江经过此处，被运往东南亚、南亚、西亚和非洲等地，黄泗浦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南京大学的两次考古发现则为江苏省增加了极其重要的海丝遗产点。

如东国清寺为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天台宗第十祖、著名法师行满于唐元和年间所建。唐文宗开成三年，日本第十三批遣唐使在如东掘港国清寺登陆，在寺内停留了半个多月。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贺云翱介绍，2017 年至2018年，南京大学对国清寺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本次考古发现主要是属于唐晚期和宋时代的建筑遗迹以及遗物。其中最下层的三大殿建筑台基遗迹及唐宋时代石雕莲花纹座、宋代墨书“国清（寺）”瓷器等遗物，证明这正是始建于唐代晚期元和年间的如东国清寺遗存，是当时中日之间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建立友好关系的重要历史见证。

贺云翱认为，如东国清寺遗址和掘沟运河遗迹共同构成了南通“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历史遗迹。

2022年3月开始，南京大学对如皋市徐家桥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工作，发现唐代一运河遗迹。唐文宗开成四年，日本遣唐使团中的僧人圆仁到中国求法。他们从淮南镇大江口（长江口）至如皋镇，后来北上扬州。在他们去如皋的途中，经过了“掘沟”。根据出土的唐代瓷瓶等文物，徐家桥遗址发现的古运河遗迹，正是隋炀帝时期开挖的“掘沟”运河遗迹。

“中国的古籍对日本遣唐使团经过这条路线并没有记载，是圆仁写进了《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他不走长江是因为江水波涛汹涌，逆流而上风险极大，走这条人工运河相对比较安全。”贺云翱说。

在徐家桥遗址的西边，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处与西汉时期吴王刘濞开凿的“运盐河”有关旧址，所以本次考古发现为探明西汉时代运盐线路提供了重要线索。

元代，太仓番商云集，外通日本、高丽、琉球等国，号称“六国码头”“天下第一码头”。太仓樊村泾元代遗址，经过2016年初至2017年底近两年的考古勘探、发掘工作，出土以龙泉青瓷为主的遗物150余吨，可见当年南来北往的货物经运河、长江和海岸线集中到当地，再运往世界各地，证明了樊村泾是元明时期海上丝绸之路重要集散地之一。

如今，淮安大运河板闸遗址公园、掘港国清寺遗址公园、黄泗浦生态公园等都已建成开放。“这些遗址公园为人们提供了直观了解历史文化的场所，通过身临其境的体验，能促进公众对历史、文明发展的认识和理解，使珍贵的历史遗产和文化内涵得以传承。”贺云翱说，“同时，这些公园有助于提升所在城市的文化形象和品质，丰富城市的文化内涵，打造独特的城市名片，提高城市的知名度和吸引力。”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杨民仆